一篇《要》篇，记载了孔子晚年与弟子讨论《周易》的对话，其中孔子说：“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这种承认自己占卜并非全中的坦诚，正是 “见其过” 的直接体现。
银雀山竹简中还有一篇《论政》，记载了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子贡问：“夫子常言内自讼，敢问其要？” 孔子答：“内自讼者，如农夫除草，见莠即除，勿使害苗。心有过，如身有疾，讳疾忌医，终至膏肓。” 这段对话生动地阐释了 “内自讼” 的重要性，将内心的过错比作田间的杂草、身体的疾病，强调及时清除、医治的必要性。
东汉的杨震素有 “关西孔子” 之称，他 “四知拒金” 的故事流传千古。当有人深夜送黄金给他，并说 “暮夜无知者” 时，杨震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这简短的对话里，蕴含着深刻的自讼智慧 —— 真正的自省不需要外在的监督，而是源于内心对道德法则的敬畏。杨震在《辞郡功曹书》中写道：“性之所恶，义不敢舍；身之所短，仁不能矜。” 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正是 “内自讼” 的最高境界。
杨震任荆州刺史时，曾推荐王密为昌邑县令。后来王密深夜送金感谢，才有了 “四知” 的对话。杨震事后反思：“吾荐王密，观其才，未察其德。今其行贿，吾亦有过，荐人不当，责在自身。” 于是他亲自向朝廷上书，请求处分，并完善了荐举制度，要求举荐者对被举荐人的品行负责。这种 “闻过则改” 的态度，让 “内自讼” 不仅仅停留在内心层面，更转化为实际行动。
东汉末年的许劭，以善于品评人物着称，他每月都要对当时的人物进行一次品评，称为 “月旦评”。他在品评他人的同时，也注重自我反思。据《后汉书?许劭传》记载，他曾说：“吾每月品评他人，未尝不先自讼。若吾身不正，何以正人？” 他在评论曹操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后，反思自己：“吾言虽直，然过于刻薄，非君子之道。” 这种在品评他人时不忘自省的态度，体现了 “内自讼” 的精神。
魏晋南北朝是个动荡的时代，却也是精神自由的时代。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几句诗堪称文学史上最动人的自讼宣言。他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这种对自我的坦诚剖析，没有丝毫掩饰与粉饰，正是 “能见其过” 的生动写照。
陶渊明曾在彭泽县令任上仅八十余日便辞官归隐，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深刻省察。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写道：“吾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他反思自己为了生计而屈身官场，违背了 “质性自然” 的本性，这种反思促使他做出了回归田园的抉择。在归隐后的《形影神》诗中，他进一步反思了生命的意义，摆脱了对名利的执着，达到了精神上的超脱。
当我们在《饮酒》诗中读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时，不应忘记，这份悠然自得的背后，是诗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深刻省察。他在《杂诗》中写道：“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正是 “内自讼” 在更高层次上的体现 —— 不仅反思具体的言行，更反思存在的意义。
三、石碑上的悔过印记
唐代的长安城，朱雀大街旁的国子监里，每天都有学子们诵读儒家经典的声音。贞观年间，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其中写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这段充满痛惜的文字，不仅是对魏征的悼念，更是唐太宗的自我警醒。
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记录了许多自我反思的言论。比如在贞观六年，他对侍臣说：“朕近读《汉书》，见孝武穷兵黩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