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律己、清正廉洁。他在杭州任职时，面对谷价飞涨危机，创造性地采取 “以粮价促商运” 策略，既解决民生问题，又维护市场秩序。范仲淹卸任时，百姓夹道相送，哭声震天，他用一生的自律与担当，诠释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的情怀。在范仲淹的书房里，悬挂着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的自勉对联，时刻提醒自己坚守廉洁自律的准则。他在《岳阳楼记》中描绘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境界，正是自我约束的精神升华，这种精神穿越千年，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人。据《宋史》记载，范仲淹晚年病重时，仍不忘推动地方教育，将皇帝赏赐的五百两黄金悉数捐出，用于修缮应天书院，他以生命最后的力量践行着 “约” 的崇高境界。在范仲淹治理杭州期间，曾遭遇严重旱灾，他不仅约束官府开支，带头节衣缩食，还巧妙利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招募灾民修缮水利工程，既缓解了饥荒，又为当地留下了长久受益的基础设施，这种将 “约” 与智慧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堪称古代为官者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在朝堂之上，面对权贵的拉拢，始终约束自己坚守正道。他多次上书弹劾贪官污吏，即便因此屡遭贬谪，也从未动摇，这种对原则的坚守，让他成为北宋政坛的一股清流。在范仲淹幼年时期，寄居寺庙读书，每日仅以稀粥为食，划粥断齑却不改向学之志，这种在贫寒中对自我的严格约束，早已为他日后的人生格局埋下伏笔 。
晚清名臣曾国藩出身普通耕读家庭，凭借超强自律成为中兴名臣。他一生坚持写日记，对自己的过错毫不留情地批判；严格遵守 “早起、勤读、谨言、慎行” 准则，即使军务繁忙也从未懈怠。在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约束自己保持冷静，在营帐中彻夜分析战局。曾国藩不仅严于律己，还以儒家伦理道德写下《家书》约束家族成员。他每日必做 “日课十二则”，从早起、读书到谨言、保身，每一项都严格执行。在写给儿子的信中，他曾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这种对自我近乎苛刻的约束，不仅成就了他个人，更塑造了曾氏家族绵延数代的家风。曾国藩在组建湘军初期，面临兵源素质参差不齐的难题，他通过制定严格的营规，从作息时间到训练标准都做了细致规定，甚至亲自编写《爱民歌》约束士兵行为，这种将 “约” 贯彻到治军每一个细节的做法，为湘军战斗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面对复杂的外交局势和民众的激愤情绪，始终约束自己保持理性。他顶住压力，坚持调查真相，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同时尽量避免战争，虽然此举引发争议，但展现了他在困境中坚守原则、自我约束的政治智慧。鲜为人知的是，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时，曾因一次酒后失言深感懊悔，此后便立下 “戒多言” 的铁律，在日记中反复自省，这种对言语的严格约束，让他的人际交往更加圆融通达。
在国外，德国哲学家康德过着近乎刻板的规律生活，每天五点起床、十点就寝，几十年如一日。这种自律让他能专注哲学思考，创作出《纯粹理性批判》等影响深远的着作。在哥尼斯堡的街头，人们常看到他身着朴素长袍，步伐稳健地走向散步小径，他的身影成为城市自律精神的象征。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康德书房的书架排列遵循严格的学科分类体系，连书籍的摆放角度都保持一致，这种对生活细节的极致约束，反映出他思维方式的严谨性。而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的全才，黎明即起研究人体解剖，在昏暗灯光下细致描绘肌肉骨骼，笔记本上记录着跨越多个学科的研究。他对自我的极致约束，使其在绘画、科学、发明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背后，是无数个日夜对技艺的严格要求。在达芬奇的手稿中，有一份详细的日程表，显示他将一天划分为 12 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都对应着不同的学习与创作任务，这种精确到小时的自我管理，展现了他对 “约” 的极致追求。与之相似，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为追求创作的纯粹，常常自我放逐于荒野，以艰苦的旅程约束身心，在与自然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