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塔木德》“借贷不得取利” 的规定，共同被归纳为 “全球商业伦理十大准则”。梵蒂冈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天主实义》手稿，记载着利玛窦将基督教 “爱邻如己” 与儒家 “仁者爱人” 相融合的传教实践，展现出义利观在文明对话中的创造性转化。
（二）哲学体系的碰撞与创新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 “交往行为理论” 强调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被中国学者与儒家 “絜矩之道” 进行对比研究。在中欧跨文化论坛上，双方学者共同提出 “数字时代的义利共识”：既需保障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也要建立 “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 确保技术向善。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将阳明心学与康德伦理学结合，在《善的研究》中提出 “义利辩证统一” 的新命题，为东亚现代性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义利实践
（一）国际援助的责任担当
中国在非洲实施的 “万村通” 工程，不仅为 2.5 万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还同步建设太阳能发电站、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埃塞俄比亚的项目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企业没有像西方公司那样漫天要价，而是手把手教我们掌握技术，这才是真正的义利兼顾。”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 153 个国家和 15 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同时公开疫苗研发数据，这种 “达则兼济天下” 的行动，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 “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树立新标杆”。
（二）生态治理的全球协作
“国际红树林联盟” 推动的跨国生态修复项目中，各国科学家共享监测数据，企业主动调整沿海开发计划。印度尼西亚的红树林保护项目引入 “生态补偿机制”：伐木企业需按砍伐面积向保护区域支付费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这种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与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相结合的实践，使全球红树林面积在 2020 - 2023 年间实现首次净增长。
十、义利观的未来图景
（一）星际探索中的伦理前瞻
NASA 的 “火星社会模拟实验” 制定的《星际殖民宪章》明确规定：任何资源开发必须保留 30% 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禁止私人企业垄断关键资源。当 Spacex 提出 “火星房地产计划” 时，科学界发出警告：“若在火星重复地球的资本掠夺模式，将违背人类探索宇宙的根本大义。” 这种前瞻性讨论，预示着义利之辨将在星际文明中继续指引人类的价值选择。
（二）生物科技与人性本质的坚守
面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突破，“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 通过《香港宣言》，禁止用于增强人类性状的生殖细胞编辑，强调技术应用必须遵循 “不伤害”“尊重人类尊严” 的义利底线。脑机接口技术的开发者主动成立 “神经伦理联盟”，要求产品必须具备 “用户意识自主权”，防止技术沦为操控工具。这些举措表明，在科技狂飙的时代，义利之辨依然是守护人性本质的最后防线。
从商周青铜器上的祭祀铭文，到量子计算机中的算法代码；从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辙印，到火星探测器的探索足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千年哲思始终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在物质极大丰富却又面临精神困惑的今天，重思义利之辨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关乎人类文明走向的关键抉择。当每个个体、企业、国家都能在利益追求中坚守道义底线，在价值创造中践行社会责任，我们终将构建起一个既充满活力又不失温度的美好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