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无论犯罪情节多么严重，都不应该轻易剥夺他人的生命。许多国际组织和人权倡导者呼吁废除死刑，认为这是对人权的尊重。国际特赦组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废除死刑，他们认为死刑不仅侵犯人权，而且存在错判的风险，一旦错杀，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从历史上看，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如美国的 “斯科茨伯勒男孩” 案，9 名黑人少年被误判强奸，险些被执行死刑，这凸显了死刑制度下错判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也指出，死刑的威慑效果并非绝对，犯罪的发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经济状况、教育水平、文化传统等。单纯依靠死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在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犯罪率并没有显着上升，反而有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改善。例如，加拿大在废除死刑后，社会治安并没有出现恶化的情况，反而通过加强社会治理、改善社会福利等措施，犯罪率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通过加大对教育、就业培训等方面的投入，提升了民众素质，减少了因贫困、失业等导致的犯罪诱因。在加拿大，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失业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从而降低了因失业导致的犯罪率。因此，在运用 “以杀去杀” 这一策略时，必须谨慎权衡利弊，确保刑罚的公正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要注重从根源上解决犯罪问题，如加强教育、改善社会经济状况、完善社会福利体系等，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三、“以刑去刑”：以重刑威慑维护法治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而刑罚则是法律得以实施的保障。“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的观点，强调通过制定和实施严厉的刑罚，威慑潜在的违法者，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维护法治的目的。
在中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主张 “以刑去刑”。他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刑罚，才能让百姓畏惧法律，不敢轻易触犯法律。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条文，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处。例如，对于私自移动田界的行为，商鞅规定要处以严厉的刑罚。因为在当时，土地是国家的重要资源，私自移动田界会破坏土地的分配秩序，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农业生产。通过对这种行为施以重刑，能够有效遏制其他人的效仿，维护土地制度的稳定。这种严厉的法律制度，使得秦国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百姓不敢轻易违法，国家的治理效率大大提高。秦国也因此逐渐强大起来，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在现代社会，一些国家在特定时期或针对特定类型的犯罪，也会采取较为严厉的刑罚措施。例如，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对毒品犯罪分子给予重刑处罚。这是因为毒品犯罪不仅严重危害个人健康，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家庭破裂等。毒品的泛滥会侵蚀社会的根基，使许多人陷入吸毒的深渊，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的希望。通过对毒品犯罪分子施以重刑，能够有效遏制毒品犯罪的蔓延，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对毒品犯罪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一旦发现有人携带大量毒品，将被判处死刑。这种严厉的刑罚措施使得新加坡的毒品犯罪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对毒品犯罪施以重刑，提高了毒品犯罪的成本，使得潜在的毒品犯罪分子在权衡利弊后，放弃犯罪行为。
然而，“以刑去刑” 也并非万能的。过重的刑罚可能会引发社会的不满和反抗，甚至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历史上，一些朝代因为刑罚过于严苛，引发了民众的起义和反抗。例如，秦朝末年，由于法律过于严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最终引发了陈胜、吴广起义，敲响了秦朝灭亡的丧钟。同时，过度依赖刑罚，而忽视了对犯罪根源的治理，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犯罪的发生往往与社会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如果只注重刑罚的威慑作用，而不改善这些社会环境因素，犯罪问题依然会层出不穷。因此，在运用 “以刑去刑” 这一理念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