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对礼制崩坏的痛心疾首。在服饰方面，一些诸侯和大夫也开始违背礼制，穿着天子或高级贵族才能使用的服饰。据《礼记?玉藻》记载，周代对服饰的颜色、材质、图案都有严格规定，如天子着玄衣纁裳，诸侯着裨冕等，但春秋时期这些规定被肆意破坏。在湖北江陵楚墓的考古中，发现了一些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服饰，其图案和材质都超越了当时的礼制规定，反映出当时僭越之风的盛行。
文化领域同样面临危机。传统的史官文化衰落，学术下移至民间，私学兴起虽推动思想繁荣，但也导致价值观念混乱。诸侯为争夺霸权，纷纷推崇功利主义，忽视道德伦理。例如，在战争中，各国不再遵循周代 “不加丧，不因凶” 等战争礼仪，开始使用奇谋诡计。宋国国君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因坚持 “不鼓不成列” 的古礼而战败，被后世嘲笑为 “蠢猪式的仁义”，这一事件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摒弃。同时，随着各国变法图强，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如法家的法治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等兴起，与传统的周礼观念产生激烈碰撞。
（二）“吾从周” 的深层意蕴
孔子对周礼的推崇，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对周代文明精神内核的继承与升华。他将 “仁” 注入周礼，使冰冷的礼仪规范焕发出人性光辉。在回答颜渊问仁时，孔子提出 “克己复礼为仁”，强调通过自我约束回归礼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这种 “仁礼合一” 的思想，赋予周礼新的生命力。孔子认为，礼不仅仅是外在的仪式，更应该是内心仁德的外在表现。例如，在祭祀中，孔子强调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时要怀着虔诚的心态，将对神灵和祖先的敬意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在日常生活中，孔子以身作则，如 “席不正，不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规范，都体现了他对礼的践行和对仁德的追求。
在教育实践中，孔子以周礼为教材，培养 “文质彬彬” 的君子人格。他教导弟子 “不学礼，无以立”，将礼仪规范作为个人修养的基础。孔子创办私学，教授 “六艺”，其中 “礼” 居首位。他的教学方法注重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和能力进行教育。《论语》中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的记载，展现了孔子对传统礼仪的尊重与践行。他通过言传身教，使周礼从庙堂走向民间，成为滋养中华文明的精神养分。孔子的弟子们在学习周礼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礼仪知识，更培养了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如子路以勇敢正直着称，在学习周礼后，更加注重礼仪规范，成为孔子弟子中践行周礼的典范。
从政治理想看，孔子希望以周礼为框架，构建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的大同社会。他周游列国，向诸侯宣扬 “为政以德”，主张统治者以礼治国，通过道德感化而非暴力威慑实现社会治理。在卫国，孔子向卫灵公阐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理念，强调每个人都应遵循自己的身份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尽管其政治主张未被当时统治者采纳，但其思想却为后世提供了重要借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源头。例如，后世儒家学者提出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思想，正是对孔子政治理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还通过弟子的传播，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韩国、日本等国的礼仪文化和政治制度都能看到周礼的影子。
三、周礼文明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启示
（一）历代对周礼的继承与发展
秦汉以降，周礼虽因时代变迁而有所损益，但其精神内核始终贯穿于中国政治与文化之中。汉代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周礼中的等级观念、道德规范与皇权专制相结合，形成 “三纲五常” 的伦理体系。“三纲” 即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服从；“五常” 即 “仁、义、礼、智、信”，成为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这种伦理体系通过法律、教育等手段得以强化，例如汉代法律规定对不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