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记载“君之丧，居倚庐，寝苫枕块”，虽描述的是丧礼居所，但“去奢从简”的原则与斋戒居所一致——通过简化陈设，减少物质干扰，让君子专注于内心的敬畏。其三，氛围更肃穆。“外寝”的墙面、地面多为素色，无任何彩绘或装饰，且禁止家人随意出入，营造出安静、肃穆的环境，帮助君子快速进入斋戒状态。
考古发现为古代居住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住宅模型，模型清晰展示了“正寝”“外寝”“燕寝”的布局：“正寝”位于住宅中央，面积较大，陈设丰富，包括床榻、案几、琴瑟等；“外寝”位于住宅东侧边缘，面积较小，仅放置一张床榻与一张几案，无任何娱乐设施；“燕寝”位于住宅西侧，陈设虽不如“正寝”丰富，但有棋具、茶具等休闲物品。这一模型与文献记载的“居必迁坐”完全吻合，证明“迁移居所”是古代斋戒的普遍做法，通过改变居住环境，帮助君子实现从“日常状态”到“斋戒状态”的转变。
除了迁移居所，“居必迁坐”还包括在同一居所内调整坐卧位置与陈设的情况。对于条件有限、无法设置专门“外寝”的家庭，君子会在日常居所内选择一个相对安静、整洁的角落作为“斋戒区”，并调整坐卧的方向（如朝向祭祀场所的方向），同时移除周围的娱乐物品，摆放与斋戒相关的器物（如香炉、斋戒文书），通过这些细节变动营造肃穆氛围。《礼记?曲礼上》记载：“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至，则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于门外。若使人于君所，则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则必下堂而受命。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这段记载虽未直接提及斋戒，但“朝服而命之”“下堂而受命”等行为，与“居必迁坐”有着相同的“仪式感”逻辑——通过环境与行为的调整，表达对特定事务的重视。
“居必迁坐”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环境仪式感”强化“心理敬畏”。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环境对人的心态具有“暗示作用”，特定的环境能让人快速进入相应的心理状态。古人虽未形成系统的心理学理论，但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了“环境影响心态”的规律，并将其应用于斋戒礼仪中。通过“居必迁坐”，君子从熟悉的日常环境进入陌生的斋戒环境，这种“空间转换”会在心理上产生“角色转换”的暗示——离开日常的“生活角色”，进入斋戒的“敬畏角色”，从而主动调整心态，以更严肃、专注的态度对待祭祀准备。
《礼记?祭统》中记载：“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这段话强调祭祀的核心在于“心”，而“居必迁坐”正是通过环境调整，让君子的“心”从日常的浮躁中抽离，进入“怵而奉礼”的状态。例如，在“外寝”中，没有琴瑟的娱乐声、没有家人的谈笑声，只有简单的床榻与几案，这种安静的环境能让君子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反思自身言行、梳理内心思绪，为祭祀时的“正心诚意”做好心理准备。
历史上，因重视“居必迁坐”而实现“心洁”的案例并不少见。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文子以“节俭”“敬畏”着称，每次祭祀前，他都会提前三天迁移到“外寝”斋戒，期间不与家人见面、不处理日常事务，仅专注于祭祀准备。《国语?鲁语》记载，季文子在斋戒期间，曾因“外寝”的烛火过亮而要求仆人调暗，理由是“烛火过亮易让人分心，不利于专注敬畏”。这种对斋戒环境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季文子“心洁”的体现——通过控制环境因素，避免任何可能干扰心态的细节，确保内心的纯净与专注。也正因如此，季文子的祭祀总能得到时人的称赞，认为其“祭有敬意，心与神通”。
反之，忽视“居必迁坐”则可能导致斋戒心态的懈怠。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子西在一次祭祀前，因贪图舒适，未迁移到“外寝”斋戒，而是在“正寝”中设置简单的斋戒区域。结果在斋戒期间，家人频繁出入、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