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这里虽主要记载祭祀服饰，但朝服的等级制度与之类似——不同身份的君子，朝服的形制、纹饰有所差异，既区分等级，又共同彰显朝会的庄重。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件完整的汉代朝服，其颜色为玄色上衣、纁色下裳，面料为精美的提花丝绸，衣长约130厘米，袖长约240厘米，宽袍大袖的款式尽显庄重。根据墓葬出土的竹简记载，这件朝服是墓主人（西汉初期的贵族）在正月朝会时穿着的服饰，与“吉月，必朝服而朝”的记载完全吻合。这件朝服的制作工艺极为精湛，上衣的提花纹饰为云气纹，象征着吉祥如意，下裳的边缘绣有金线，显尊贵之气，可见古人对朝服的重视——它不仅是一件服饰，更是礼仪与身份的象征，是朝会仪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月，必朝服而朝”的核心，是君子对“时序”与“礼仪”的双重敬畏。从对时序的敬畏来看，正月作为岁首，是“天时”的开端，君子以朝服朝会，是对“天时”的顺应与尊重——古人认为，“天人合一”是最高的生活境界，人类的活动需与自然时序相协调，正月朝会穿着朝服，便是“顺天时”的体现，寓意着新一年国家政务的“顺理成章”。从对礼仪的敬畏来看，朝会是国家最重要的政务仪式之一，君主与群臣通过朝会商议国事、制定政策，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君子以朝服参加朝会，是对这一仪式的重视，也是对君主权威的尊崇——朝服的庄重形制，能让每一位参与者感受到朝会的严肃性，从而集中精神，认真议事，避免因服饰随意而产生懈怠之心。
《论语?子路》中记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句话虽主要论述“正名”的重要性，但也揭示了“礼仪”对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吉月，必朝服而朝”正是“礼乐兴”的微观体现——通过正月朝会的服饰礼仪，规范君臣的言行，确立政务的秩序，让国家政务在“礼”的框架下有序推进。若在吉月朝会时穿着随意，不仅会削弱朝会的仪式感，还可能让君臣产生懈怠之心，影响政务的效率与质量，进而破坏“礼乐兴”的良好局面。因此，“吉月，必朝服而朝”看似是一件小小的着装选择，实则关系到国家礼仪的兴废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君子“以小见大”的德行体现。
在历史记载中，因重视“吉月朝服”而成就的政治佳话并不少见。西周时期，周成王继位之初，年幼的他在周公旦的辅佐下，严格遵循“吉月，必朝服而朝”的礼仪——正月初一，成王身着玄纁朝服，在镐京的朝堂上接受诸侯与群臣的朝贺，庄重的服饰与肃穆的仪式，让诸侯们感受到了周王室的威严与秩序，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臣服于周王朝，为西周初期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这一事件虽未直接记载于《论语》，但《尚书?周书》中对成王朝会的描述，与“吉月，必朝服而朝”的礼仪规范高度契合，印证了这一礼仪在维护政治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反之，因忽视“吉月朝服”而引发的政治危机也时有发生。春秋时期，卫献公在位时，对礼仪极为轻视——某年正月朝会，献公不仅迟到，还穿着日常的便服参加朝会，诸侯与群臣见状，纷纷议论纷纷，认为献公不尊重朝礼、不敬畏时序，对卫国的未来失去信心。不久后，卫国发生内乱，献公被迫流亡他国，这一结局虽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吉月朝服”的礼仪，无疑是导致其失去民心、引发内乱的重要因素之一。《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警示后人：君子的服饰选择并非个人小事，而是关系到民心向背、国家兴衰的大事，不可轻视。
四、衣之魂：君子服饰礼仪的精神内核
从“非帷裳，必杀之”的裁剪秩序，到“羔裘玄冠不以吊”的场合敬畏，再到“吉月，必朝服而朝”的时序礼仪，孔子对君子服饰的规范，看似分散于不同的生活场景，实则有着统一的精神内核——那便是“敬畏”与“分寸”。敬畏礼仪、敬畏场合、敬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