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模拟患者视角——走进冰冷的诊室，与医生程式化的交谈，最终被固定在电疗椅上——这种后来被恐怖片广泛采用的拍摄手法，在此刻让观众成为了暴力迫害的亲历者。
细节的铺陈充满暗示性：医生在海明威转身时与护士交换的微妙眼神；治疗台上摆放的、可能加重病情的违禁药物；主治医生手中被刻意销毁的关键病历……
倾斜的镜头语言成为精神崩溃的视觉隐喻。
前半段采用平稳构图，随着治疗进程推进，画面逐渐产生倾斜、抖动。到后期，扭曲的镜头角度与失焦的影像，直观呈现了海明威被电流摧残后的认知紊乱。
当画面停留在海明威因电击痉挛的痛苦特写时，导演并未就此止步。一个冷酷的蒙太奇切换，将故事引向历史真相——
镜头缓缓推近1953年行刑室的档案照片，焦点落在那两张空置的电椅上。
画外音以审判般的节奏陈述：“同样的电流，从治疗室流向异见者的居所，流向终结生命的高压电椅……他们的罪名为*在战争时期从事间谍活动*，但指控的罪行发生时，美苏并未交战。”
紧接着闪过纪录片收集到的罗森堡夫妇留下的两个孩子的照片，死刑判决后因为惧怕会遭到报复，甚至没有亲戚胆敢领养这两个孩子。
画外音紧跟：“什么样的国家，会用电流撕裂父母的肉体？让失去父母的孩子无家可归？它也同样摧毁了书写人类精神的巨匠。暴力机器，从无仁慈。”
在描绘海明威精神彻底崩溃至自杀的段落中，导演插入了一组极具冲击力的画面。
查理·卓别林被迫离开美国的背影，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望逐渐远去的自由女神像，手中紧握着那张被吊销的再入境许可；
阿瑟·米勒在国会听证会上因为保持沉默而被控“藐视国会”（旁白适时告知观众：最可笑的地方在于，拒绝回答=有罪，指认他人=合作，保持沉默=藐视国会，这就是麦卡锡的逻辑）；
罗伯特·奥本海默被撤销安全许可后，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空荡走廊里的孤独剪影；
好莱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档案镜头：制片厂大门外，排着长队的电影工作者正被迫签署“忠诚宣誓书”。
纪录片的旁白以冷峻的语调响起：“在麦卡锡的猎巫名单上，还有无数名字。他们是作家、演员、学者、教授、工人、记者……他们可以是任何人，但只要被怀疑，就可能被列入黑名单，失去工作。他们唯一的*罪行*，同海明威一样——思想危险、质疑权威、同情底层。于是他们失去了工作、名誉、甚至国家。当怀疑就可以定罪，沉默或流放就成了唯一出路。海明威用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痛苦，而更多人，则死于漫长的精神电刑。”
纪录片的叙述策略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它并未直接为任何意识形态背书，而是以扞卫思想自由、揭露体制虚伪、追求真相为切入点。
通过将海明威的悲剧与麦卡锡时代的集体迫害并置，它成功塑造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控诉——所有的“异类”（无论是左翼知识分子、民权运动者还是变种人）都将成为国家暴力机器的猎物。
纪录片还没播放完，风暴，已经如期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