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24小时。”他看向郭台铭：“郭先生，希望明早九点，这里能闻到咖啡香，而不是火药味。”
郭台铭扯松领带，没说话，挥手带人快步离开会议室。门关上的刹那，严飞拿起那份整改通知书，撕成两半，扔进碎纸机，齿轮转动声里。
库克突然问：“那些数据，你从哪拿到的？”
严飞拉开窗帘，窗外，深安的夜幕下，富士康园区的灯火依旧连绵如星河。
“这里是深安，蒂姆。”他没有回头：“想看清一栋房子，不一定非要推开它的门。”
郭台铭返回富士康后，召集了参与谈判的核心高层，扫视了一眼会议桌两边的众人，沉声说道：富士康接受了苹果提出的关于工人工作时长上限、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补偿以及工作环境的具体要求。”
“这些条款超出了富士康当前在中国大陆工厂的普遍标准。”财务总监立刻进行了初步核算：“按照苹果给出的预估年订单额（超百亿美元），结合新协议下的劳动力成本、管理成本及必须进行的部分设施升级投入，预期净利润率将被压缩至约2%，这意味着，即使订单额巨大，实际年利润可能仅略高于两亿美元。”
郭台铭清楚，若按富士康原有的操作空间和效率模式，这部分订单的利润率本应能达到5%或更高。
沉默少许，郭台铭看向众高层沉声道：“接受这份低利润协议是必要的妥协，严飞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苹果作为核心客户的重要性，使得富士康几乎没有议价能力。”
“拒绝苹果，不仅意味着失去这笔庞大订单，更可能影响富士康与其他国际大客户的既有及未来合作。”
“所以我们不但要严格执行协议条款，确保满足苹果的审计要求，同时内部要全力优化其他环节的成本，以尽量弥补利润率损失。”
比亚迪高层通过渠道获知富士康与苹果签订意向书的消息后，最初的失望很快被具体的协议细节所取代。
负责代工业务的团队仔细分析了流传出的劳工条件，他们评估，若比亚迪以同等条件承接此订单，其净利润率同样会被限制在极低的水平，可能仅略高于富士康的2%。
团队向管理层汇报时强调，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严格执行如此高标准的劳工条件，将显着削弱代工厂的利润空间和成本管控灵活性。
比亚迪高层内部讨论认为，富士康接受这样的条款，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其与苹果深度绑定的关系以及严飞的压力。
比亚迪自身拥有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如新能源汽车、电池），代工业务虽重要但非唯一支柱。他们判断，为争夺苹果订单而将利润率压缩到如此之低，甚至需要额外投入以满足严苛标准，不符合比亚迪现阶段对代工业务的利润要求和发展策略。
高层最终达成共识：放弃竞标是明智的，并指示团队将资源集中在利润率更高或更符合公司战略方向的客户与项目上。
中兴通讯的代工业务部门得知苹果订单花落富士康时，同样感到错失机会。然而，当他们了解到协议中关于工人待遇的具体条款及其对利润率的实际影响后，看法发生了转变。
中兴负责成本控制的经理进行了模拟测算：在完全遵守苹果提出的工时、工资和福利标准下，再计入必要的合规管理成本，中兴承接该订单的净利率预估同样只能维持在2%左右。
中兴高层在内部会议上指出，中国大陆拥有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代工行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成本效率的竞争。
他们认为，富士康在严飞和苹果的压力下，接受了超出行业普遍“最优成本结构”的条款，这直接牺牲了大部分潜在利润。
中兴高层认为，在现有的市场机制下，维持一定的成本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管理上的灵活性）对于保持代工业务的竞争力至关重要。
他们不认同富士康的选择，认为其屈服于外部压力，牺牲了本应属于股东的利润。中兴决定不再跟进此项目，并继续按原有策略运营其代工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