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
“看来资本主义的改良，确实有点门道。”朱祁钧在私下对幕僚说，“他们不是在学虞国，是在给自己的制度打补丁。”
朱昭熙对四国立宪的评价则更为客观：“庆国的劳工条款，秦国的资源国有，周国的权力分层，楚国的族群融合，都是针对自身病灶的药方。这些改革没有改变私有制的根基，但确实缓解了矛盾。”
四国的改革成效在半年后开始显现。庆国的罢工次数下降了67%，纺织厂的产量反而提高了12%；秦国的铁矿砂出口量如期增长，税收增加使军校招生规模扩大了一倍。
周国的港口吞吐量突破历史纪录，吸引了更多联邦商船停靠；楚国的稻米产量因治水工程的推进，亩产提高了18%。
这些变化让联邦内的小国松了口气。原本担心“韩国模式”蔓延的各个国家，纷纷派使节前往四国考察，其中六个国家随后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内容多集中在“扩大议会权限”“规范税收”等方面。
联邦议会在年底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庆、秦、周、楚四国的立宪，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备自我调整的能力。通过权力制衡、利益分配改革、吸纳新阶层参与治理等手段，其生命力仍在延续。”
报告同时强调：“这些改革并未消除阶级差异，只是用更规范的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新的调整仍将不可避免。”
对于四国的君主而言，改革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四国立宪的浪潮，成为联邦二十八年下半年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它既不同于韩国、代国的彻底变革，也不同于明国、宁国的渐进调整，而是在保留君主制外壳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系统性修补。
这种修补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当时的联邦各国尚无定论。但至少在短期内，它让四国渡过了危机，也为联邦的制度多样性增添了新的注脚，证明在社会主义浪潮冲击下，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改良，仍能找到存续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