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子女教育需遵循虞国义务教育法，不得强迫辍学。”
对于国内存在的男女比例失衡，朱昭熙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反对“行政干预”。她引用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的失衡主要源于早期移民中女性性占比高，近十年新生儿性别比已趋于平衡。
强制婚配不仅违反婚姻自由原则，还会导致家庭矛盾激化。去年农庄的信访数据显示，包办婚姻的纠纷率是自由婚姻的7倍。”
替代方案聚焦于“保障女性权益以提升生育意愿”。政策调整包括三项内容：将产假延长至一年，期间工资由社保基金按原额发放，不影响工龄计算。
每个营地和工厂需配套托儿所，按每50名职工设1名保育员的标准配置，入托费由单位承担30%。
这些措施的效果虽需长期观察，但短期内已显现积极信号。跨国婚姻登记数量逐月递增，第七个月新增八对，第八个月增至十二对，且申请人中主动要求入籍的比例从初期的60%升至85%。
明国劳工王大柱在通过法律知识考核后，拿到居留许可的当天，就去书店买了《虞国宪法》和《机械原理入门》，他在日记里写道：“春燕说，等我考下操作证，就申请调到蒸汽夯土机队，她说那里的工作能够轻松一点。”
年底的工程总结会上，外籍劳工的贡献被系统纳入评估体系。铁路工程的验收报告显示，明国劳工参与的路段，路基沉降率比设计标准低0.3毫米。
电报线路的架设精度中，宁国劳工负责的区段，绝缘电阻达标率达98%，与虞国工人持平。这些数据被写入《工程档案》，姓名按工种排序，未标注国籍差异。
劳工营地的广播里，每天晚饭后会播报“今日优秀工作者”，王大柱、张大海等外籍劳工的名字与虞国工人交替出现。
这种平等对待通过家书传回联邦各国，越国劳工李某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里的人不问你来自哪里，只看你干了多少活。我上个月得了优秀，奖金买了块手表，在越国时想都不敢想。”
朱昭熙在年度报告中强调：“外籍劳工的融入，本质是制度吸引力的体现。当虞国的生活方式能让劳动者感受到尊严与希望，人口问题的解决便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要做的，就是守住‘劳动创造价值’的根本，让制度的合理性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传递出去。”
随着第一批劳工的两年工期将满，约有三成的人提交了延期申请。他们中，有的希望通过考核转为正式工人，有的想攒够钱后带家人移民，更多的则像王大柱那样，在虞国找到了“踏实过日子”的可能。
这种源于现实体验的认同，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随着家书传遍联邦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虞国的制度或许不完美，但它至少让劳动者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