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思潮影响的不仅仅是南洋的那些小国，大国也同样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这些大国无意之间的行动，再加上有心人的推动才促成了这股思潮的兴起，越国的改革序幕，始于朱瞻壑的退位诏书。
在联邦事务总理任期结束之后，回到越国的朱瞻壑便以“朕躬渐衰，难承重任”下达退位诏书，这封在越国上下并未引发太大震动，自朱祁锂被立为太子起，朱瞻壑便逐步将政务移交，十数年间的历练早已让朝野认可这位继承人的能力。
时年三十四岁的朱祁锂，在继位大典上发表的施政演说，未提任何虚言，直接列举越国当前面临的七项核心问题，其中便包括国营资本与私营资本的权责划分、行政效率与分权制衡的矛盾、基层治理的响应滞后等，句句直指制度痛点。
这份清醒的认知，源于朱祁锂长达十五年的岗位历练。从孟母（孟买）港的海关查验员到吴中省的民政厅长，从国营钢铁公司的运营总监到内阁辅政大臣，越国行政体系的基层、中层、高层岗位，他几乎轮值过半。
这些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朱昭熙当年为越国设计的君主立宪框架，虽在立国初期适配了资本主义发展需求，但随着工业规模扩大与社会结构变化，诸多细节已显滞后。
继位后的第三周，朱祁锂在勤政殿召开首次御前会议，参会者包括内阁首辅、财政大臣、工商大臣、最高法院院长及五名私营企业代表。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重新界定国营资本与私营资本的经营范围。
“国营资本占比过高，会抑制市场活力；完全放开私营，战略产业又会失控。”朱祁锂开门见山，抛出核心矛盾。越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中，皇室直接掌控的国营企业涉及港口、钢铁、军工等领域，资产规模占全国总资本的42%。
远超朱昭熙当年设定的“不超过30%”的上限。这些企业虽由内阁代管，但其人事任免、投资决策需经皇室签字确认，导致效率低下，某国营钢铁厂的技术改造方案，从提交到获批耗时八个月，期间私营钢厂已完成同类改造，抢占了三成市场份额。
私营资本则集中在纺织、粮食加工、航运等轻工业领域，受限于政策壁垒，难以进入高利润的战略产业。
五名私营代表在会上反映，申请参与港口扩建项目的私营企业有17家，最终仅2家获批，且被限定在非核心区域运营。“不是我们不愿投入，是规则不透明。”最大的私营航运公司老板直言，“国营企业的亏损可以由国库补贴，我们赔不起。”
会议持续两天，形成初步方案：将现有国营产业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绝对国营”，包括军工、货币发行等，由皇室直接管控，内阁负责日常运营，禁止私营资本进入。
第二类为“有限开放”，包括港口、地方铁路、钢铁冶炼，允许私营资本持股。但国营资本需保持51%以上的控股权，且重大决策需经议会审议。
第三类为“完全放开”，包括纺织、粮食加工、民用航运等轻工业，国营企业逐步退出，三年内完成私有化改造，仅保留行业标准制定权。
方案的核心在于建立“皇室资产独立核算制度”。朱祁锂要求成立专门的“皇室资产管理委员会”，由财政大臣、审计总长、最高法院副院长及两名非皇室出身的经济学者组成。
负责清查现有国营资产，区分“皇室私产”与“国家资产”。前者包括皇室直接继承的土地、宫殿及部分投资收益，可自由支配；后者则纳入国家预算体系，其收益需上缴国库，支出需经议会批准。
“皇室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朱祁锂在会议上强调，“国营资本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国家利益，不是为了盈利。”该方案随后提交议会审议，经过五轮修订，最终以68%的赞成票通过，成为越国首部《资本经营范围法》。
解决了资本问题，行政效率与分权制衡的矛盾被提上日程。越国实行的“君主掌军权、议会掌立法、内阁掌行政”的三权分立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权责交叉。
某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