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武洲三十三个新兴国家的疆域轮廓已经逐渐固定了下来。这些国家的历史不足十年，是联邦体系中建立时间最短的一批政权。其起源可追溯至联邦二十年的“武洲封藩”。
当时联邦议会通过《武洲战后处置法案》，将南武洲划分为三十三个封邑，由南洋十三国（代、庆、韩、沈、肃、辽、秦、晋、周、鲁、楚、蜀、岷）的皇室子弟分别镇守，条件是“五年内完成战争废墟清理，十年内实现粮食自给”。
南洋诸国对这次封藩可谓是寄予厚望，希望通过这次封藩，增强第二级国家在大明联邦当中的话语权，可谓是卖血支持武洲诸国在南武洲站稳脚跟，把大半个国家的人口、经济、资源投入到这上面，直到现在都还没恢复过来。
然而，这种基于血缘的预期，从一开始就与现实存在偏差。南武洲的三十三国虽然是由南洋皇室子弟建立，但地理上与南洋本土相隔万里，反与中武洲、东武洲、北武洲的联邦控制区接壤。
这些周边区域早已被明、越、扬、宁、洪州共和国等六大强国划定势力范围，联邦军的驻军基地距最近的南武洲封邑不足三百公里，而南洋诸国的影响力需跨越广袤的海域才能和他们沟通，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守望相助。
地理距离直接决定了资源流向。联邦二十二年，南武洲遭遇蝗灾，庆国分封的庆越国向母国求援，等待三个月后才收到半数粮食援助；而同期向宁国求助的鲁耿国，仅用十天就获得了宁国从东武洲调拨的两万石谷物。
这种效率差距在后续数年反复出现，使南武洲诸藩逐渐意识到：六大强国的支持比母国的承诺更可靠。
联邦二十三年，首批技术合作协议在南武洲签署。明国与秦汉国达成协议，帮助其建设两座水力磨坊，条件是优先采购明国的纺织机械。
虞国向楚武国转让甘蔗种植技术，换取其每年产出的30%蔗糖；越国则为韩武国援建港口，获得该港口二十年的优先使用权。这些合作不涉及血缘纽带，纯粹以利益交换为核心，却切实解决了南武洲的发展困境。
至联邦二十八年，六大强国在南武洲的技术渗透已形成体系。明国的标准化机床通过鲁武国、晋武国的工厂，使南武洲的农具自给率从15%提升至68%。
虞国的化肥生产技术经蜀齐国、岷秦国扩散，让甘蔗亩产提高40%；越国的造船工艺则通过韩田国、沈简国的船坞，使南武洲的商船吨位三年增长三倍。
这些技术输入的直接结果是，南武洲的工业产值中，与六大强国相关的产业链占比达57%，远超与南洋诸国的23%。
经济依附自然延伸至政治倾向。联邦二十五年的议会投票中，南武洲三十三国中有二十七国支持明国提出的《联邦铁路规划案》，该方案主张将南武洲铁路网接入中武洲的明国控制区，而非南洋诸国提议的“南向线路”。
投票结果公布后，代国使节在联邦议会质问代湘国代表，得到的回复是：“接入中武洲线路，货运成本可降低29%，这是账本算出来的，不是血缘决定的。”
这种“务实转向”在军事领域更为明显。南武洲诸藩的国防采购中，60%的武器来自六大强国：明国的制式火枪装备了辽燕国、秦汉国的军队，虞国的轻型火炮列装于楚齐国、蜀田国的要塞，越国的蒸汽战船则成为韩武国、沈吴国的海军主力。
相比之下，南洋诸国提供的传统兵器因性能落后，逐渐退居二线，仅用于训练或仪仗。
南洋诸国并非没有察觉这种疏离。联邦二十六年，代、庆、韩等七国联合提出《南洋-武洲协同法案》，试图通过统一关税、互派质子、联合军演等方式强化联系，但南武洲三十三国中仅有九国签署，且签署国在实际执行中多打折扣。
庆封国虽加入关税同盟，却私下与宁国达成“补充协议”，对宁国商品额外减免3%的税率。
这种表面尊敬、实则自主的态度，成为南武洲诸藩的生存策略。他们在官方文书中仍称南洋母国为“上国”，君主即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