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昭熙主导的机构改革顺利推进，当中央十一部门与地方三首长制度全面落地时，百姓们发现生活并没有因为像是朱昭熙之前提醒的那样，因改革而动荡。
相反，往日里出现的 \"遇事找不到衙门\" 的困境消失了：工厂招工纠纷找劳动保障部，农田水利问题报农业部，孩子入学咨询教育部门。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朱昭熙将军事化管理时期 \"一切听命令\" 的粗放模式，转变为权责清晰的现代治理体系。
在坤泽城的政务大厅，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机构职能流程图。外交部的通商谈判、工业部的煤矿规划、教育部的教材审查等事项，都标注着明确的责任人和时限。
蒋谦在行政委员会例会上常说：\"以前打仗时，一声令下就能调动千军万马，但治理国家需要的是 ' 齿轮咬合 '—— 每个部门都像钟表零件，各走各的刻度，才能让整个国家准时运转。\"
这种转变源于对军事化管理弊端的深刻反思。改革前的虞国，军队直接插手民政事务，导致军官既管屯田又收赋税，最终在地方上出现军官倒卖军粮之类的窝案。
朱昭熙在改革之前的严打中发现的贪腐案中，有九成发生在军政不分的部门。权力没有边界，就像野马脱缰。绝对的权力，很容易铲除绝对的腐败。
新体制的成效立竿见影。云州矿区的管事发现，以往向军方申请开凿新矿洞，需经七道衙门审批，耗时三月；如今直接呈文工业部矿产司，快则十四日便能得到批复。
纺织工坊外，新设的劳动保障部告示栏每日更新处理结果，过去工坊主随意延长工时的乱象，如今减少了七成。
当中央与省级机构改革初见成效时，朱昭熙将目光投向了更基础的治理单元。大明联邦十三年，由朱昭熙亲自撰写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纲要》由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明确规定在村一级设立村民委员会，城镇设立居民委员会，企业与乡村分别组建工会和农会。
平阳县的鹤鸣村的首次村民委员会选举，成了乡间热议的焦点。老佃户刘满仓攥着选票，最终在返乡的铁匠周大勇的名字上画了圈 ，那人曾许诺带领大伙修缮被洪水冲垮的石桥。
这种 “选自家人办自家事” 的模式，彻底扭转了过去 “官派啥就得接受啥” 的被动局面。
城镇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则体现在公共服务上。坤泽城南区的居民委员会成立后，退休老兵王铁蛋被推选为主任。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居民议事：\"咱们片区的煤油路灯没有煤油，下水道堵了两处，大家说该先修哪样？\" 这种平等协商的场景，在军事化管理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与基层自治组织同步推进的，是工会与农会的建设。朱昭熙在改革文件中特别强调：\"官方只提供政策指导，绝不干预人事任免。\" 这种 \"放手\"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活力。
云州矿工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矿工们自发制定了《井下安全守则》，要求矿方必须为每个矿工配备防尘口罩和安全灯。
当矿主以 \"增加成本\" 为由拒绝时，工会直接组织了罢工 —— 这在虞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最终，工业部介入调解，促成矿方与工会签订了全国首个《劳动保护协议》。
农会的作用则更多体现在技术推广上。松风省的农会聘请了农业院校的教授，在各村设立 \"农技夜校\"。原本抗拒新种子的老农们，在看到邻村使用改良稻种后亩产提高三成的事实后，主动找到农会索要种子。这种 \"示范带动\" 的效果，比官府下文件推广要有效得多。
在基层自治组织成熟的基础上，朱昭熙开始构建从村到全国的代表大会体系。按照《代表选举法》，村民委员会每季度选举产生县级代表大会代表，县级代表再选举州级代表，最终组成全国代表大会。
这种层层递进的选举模式，让权力的来源变得清晰。在第一次县级代表大会上，平阳县的农民代表李石柱提出的 \"降低公粮征收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