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成的态度。虞国情报部将各小国的密信往来整理成简报，朱昭熙在批阅时批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扬国皇帝朱瞻塙则直接指示工业部：“向争斗双方出售淘汰的纺织机械，价高者得。”
大国的“中立”实则是推波助澜：他们向沈国提供劣质铁矿，却对代国开放部分火器零件贸易；对庆国的粮食进口设置障碍，却暗中支持肃国扩大农产品出口。
这种策略的成效很快显现。小国间的内斗导致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沈国的工匠为寻求稳定生计，开始逃往宁国；代国的农民因土地纠纷，大批涌入越国的南亚次大陆。
六大强国的移民管理部门甚至简化了审批流程，主动吸纳这些“技术流民”与“劳动力”。据虞国户部统计，仅一年的时间，就有超过十万中小藩国人口迁入六大强国，其中不乏掌握基础手工业技术的工匠与熟练农民。
当朱昭熙在坤泽城主持对武洲战争的筹备会议时，情报部门呈上的最新报告显示：以沈国、代国为首的中小藩国，仍在为联盟领导权争执不休。
他们在边境陈兵对峙，互扣商船，甚至发生过数次小规模武装冲突。而六大强国则借此机会，进一步分化瓦解小国势力：洪州共和国通过商会资本控制了庆国的金融业。
明国以“维和”名义在肃国设立军事观察站，宁国则与鲁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实则将其纳入势力范围。
“让他们斗下去。”朱昭熙在会议上敲了敲桌案，“直到战争打响，他们的内耗越严重，对我们越有利。”
这些中小藩国的存在虽碍眼，却已无法构成实质威胁。当六大强国通过分权改革巩固了内部权力，当对武洲的战争成为新的战略焦点，小国联盟的内斗，不过是大国博弈棋盘上无关紧要的注脚。
而那些在争斗中流失的人口与技术，反而变相增强了六大强国的实力——这或许是朱佶焞在组建联盟时，从未预料到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