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框架，首倡成员国平等”，朱高燧“推动度量衡统一，便利贸易流通”，朱有墩“完善外交礼仪，稳定联邦秩序”。
这些评价避开了争议，只聚焦公认的功绩。各国代表依次念诵，流程性的表决一致通过，气氛暂时缓和。
但真正的较量在第三项议程。朱祁钧率先抛出提案：“应在宪章中补充条款，明确‘嫡长子优先继承’‘禁止以暴力变更政权’‘成员国政变时，联邦有权介入调解’。”
这个提案直指韩国与代国的软肋。若通过，两国的新政权将失去合法性，联邦甚至可授权干预。
朱昭熙立刻反驳：“嫡长子继承制不符合‘能者居之’的原则，明国自己也在让皇子去苏州历练；暴力变更政权的界定过于模糊，当年联邦成立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颠覆；所谓‘介入调解’，本质是干涉内政，违反宪章精神。”
朱祁铨提出折中方案：“可规定‘政权变更需经联邦议会备案’，但不干涉具体过程；继承制度由各国自主决定，联邦不做统一要求。”
越国代表附议：“备案制既能保障联邦知情权，又不侵犯主权。至于继承制度，越国的实践证明，有能者居之更有利于发展，但没必要强行统一。”
宁国皇帝朱奠培的态度至关重要。他沉吟片刻，提出修改意见：“备案制可以采纳，但需明确‘备案不代表认可或否定’；继承制度加入‘各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但需保障基本人权’。”
这个方案平衡了各方诉求。明国的“介入权”被否决，但获得了“知情权”；虞国保住了“不干涉内政”的核心原则，同时接受了“备案”的程序；越国和洪州的中间立场得到体现。
扬国皇帝朱祁铸补充道：“还应加入‘评判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标准是是否维护民众利益’，用实际治理成效代替血统论。”
最终的表决结果是五票赞成（宁、虞、越、洪州、扬），一票反对（明国）。补充条款被写入宪章，韩国与代国的新政权获得了合法存在的空间，只需履行备案程序即可。
这场看似平静的讨论，实则划定了新的规则：联邦不再强求制度统一，只要求基本秩序与治理成效；朱氏宗亲的底线被保留，但继承方式与政权变更途径被放宽；社会主义的红色浪潮，在规则层面获得了合法生长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