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文海说完朝廷中关于士大夫阶层与北方三王相关的事情后，神情略显犹豫。
朱昭熙看到钟文海这副模样，心里大致猜到了他接下来想说的内容，轻轻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顾虑，有话直说。
得到朱昭熙的许可，钟文海不再迟疑，开始讲述起西南地区的情况。
自从朱瞻基被安排到西南，负责管理西南六省并总理西南经略行台以来，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朱瞻基觉得自己仿佛被朝廷抛弃了一般，原本的雄心壮志消失殆尽，变得消极怠工，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工作缺乏热情和斗志，把大部分的事情都交给了他的那些所谓的心腹，而自己则饱览西南山水，写诗作画。
然而，一同被安排到总理西南经略行台的三位藩王，滇王朱瞻墉、黔王朱瞻堈、邕王朱瞻墺，他们的想法却截然不同。从第二次海外封藩开始，他们就敏锐地察觉到，大明的藩王政策已经发生了转变。
不再是朱棣时期那种压制藩王、将藩王养废的策略，而是要培养藩王前往海外开宗立庙，拓展大明的势力范围。他们明白，这次的西南经略正是父皇朱高炽对他们的一次重要历练机会。
因此，滇王朱瞻墉、黔王朱瞻堈、邕王朱瞻墺纷纷鼓足了干劲，一心想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发展西南地区。他们积极调研西南的资源、民情，制定发展策略，渴望在这片土地上做出一番成绩，以证明自己的能力。
作为太子的朱瞻基，看到三个弟弟如此充满干劲，再联想到北方还有两个在北方干得有声有色的弟弟，以及自己那个能力出众的女儿朱昭熙，心里自然不是滋味。这种不平衡的心态，让他将心中的不爽转嫁到了面前的三个弟弟身上。
在西南经略行台的决策过程中，只要是这三个弟弟提出的改革策略，朱瞻基都会不假思索地反对；只要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朱瞻基也会想方设法地进行阻挠。
这种内耗式的争斗，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发展进程。在这几年里，三位藩王在重重阻碍下，仅仅做成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堵死了乌斯藏下高原的路，让越王计划的两千万土着上乌斯藏的计划得以成功实施，那些土着在联手之下，彻底消灭在了乌斯藏的土地上。
而第二件事则是联系越王朱高煦，开辟了西南和越国的商道。他们知道商业贸易对于地区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与想要和大明联系的越王朱高煦沟通协商，利用西南地区和越国各自的资源优势，开辟了一条商道。
这条商道的开通，促进了西南与越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西南地区的影响力。
这种内部的僵局很快就引起了朝廷官员的关注。在朝廷官员们看来，朱瞻基与三位藩王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俨然是一场新的太子之争。
朱瞻基作为朱棣钦定的太子，同时又是朱高炽的嫡长子，在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他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自然成为了那些传统士大夫下注的主要目标。
于是，众多朝廷官员纷纷请旨前往西南，表面上是要帮助太子治理西南，教导太子如何更好地管理地方事务，实际上是为了支持朱瞻基，压制在他们看来有野心、企图挑战朱瞻基地位的三位藩王。
朱高炽对于这种情况也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让朱瞻基参与到这种斗争之中，也是锻炼他帝王手段的一个机会。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朱瞻基可以学会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运用权力，如何应对挑战。因此，朱高炽同意了这些官员前往西南的请求。
从表面上看，朱瞻基在西南地区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他积极拉拢当地的土司，给予他们一定的利益和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在交趾地区，他奉行怀柔政策，拉拢当地的富户，稳定了当地的局势。
另外以他的军事能力，对付那些小型的军事叛乱自然不在话下，这些成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功劳。
在经济方面，朱瞻基利用俘虏和少民大力开采滇铜，将滇铜的产量大幅提高。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