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尝试建立统一的力学理论；化学研究所则专注于物质成分的分析与元素性质的归纳。
朱昭熙要求这些研究必须形成规范的学术论文与理论着作，而非零散的经验总结。她亲自参与了《虞国基础科学纲要》的编撰，试图将现有的科学发现进行系统化梳理。
尽管这些理论在后世看来仍显粗糙，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深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虞国的动力革命，至此不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而开始具备科学理论的指导。
值得朱昭熙注意的是，虞国的动力革命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如果以原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准来衡量，虞国在动力技术（如蒸汽机）方面已达到初期水平，甚至在某些应用领域有所超越。
但在冶金、纺织、采矿等配套产业，其技术水平仍参差不齐，部分环节仍依赖手工劳作。这种“动力先行，其他滞后”的特征，既是虞国依托军事技术积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结果，也反映出其工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
朱昭熙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将动力革命视为撬动整个工业体系升级的杠杆——通过蒸汽机的普及推动能源结构与动力方式的变革，进而倒逼其他产业的技术革新。
而铁路建设则是连接这一链条的关键节点：它既需要大量的钢铁、机械等工业产品，又能促进原材料与制成品的流通，为工业规模化生产创造条件。
大明联邦二十年的虞国，在朱昭熙的主导下，让虞国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动力革命。这场革命并非自发形成的技术演进，而是由国家力量推动的系统性变革。
它以军事技术民用化为起点，以铁路建设为纽带，以基础科学理论构建为支撑，试图在一个跨越式发展的移民国家中，夯实工业文明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