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权力当筹码,早就忘了自己也是工人的一员。”一位老工人在车间角落的私下议论,道出了基层对特权阶层的不满。 如果不是因为还有着工会的制约,工厂的问题将更加糟糕。
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作为先锋队。朱昭熙也终于是明白了过来,制度的框架需要思想的灵魂来支撑,而思想的传播需要组织的力量来推动。
如今的治理体系中,各级官员更多是执行指令的行政角色,而非发动群众、凝聚共识的革命骨干。
当《货殖通论》的理论尚未转化为基层的行动自觉,当利益团体的诉求缺乏统一的价值引领,整个国家的发展便如同失去舵手的航船,在各种现实矛盾的浪涛中颠簸。
地方农庄的生产效率、工厂的管理活力、行业间的协作效率,都因这种组织与思想的缺位而大打折扣。
改革三年,破旧易,立新难。旧问题的清除只是第一步,如何在新体制中构建统一的思想认知、打破利益集团的壁垒、防止特权阶层的固化,才是决定虞国未来走向的关键。
理论的光芒需要更广阔的土壤,而培育这片土壤,或许需要比编撰书籍更艰难的实践:建立一个能扎根群众、引领方向的革命政党,让思想的火种穿透知识分子的圈层,真正点燃四千万人共同建设国家的热情。
这个时候,朱昭熙才明白过来,在现代国家的治理当中,政党还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利用政党,把矛盾摆在明面上来,无论是一党制的统筹还是多党制的相互制约,在朱昭熙现在看来,至少比现在虞国的无党制要好上不少。
坤泽城的夜晚,城市的灯火星星点点,既有工坊的彻夜劳作,也有学堂的求知灯光。但在这繁华之下,新的问题正在暗处滋生,如同未被察觉的病灶,若不及时诊治,终将影响整个国家机体的健康。
下一场“改革”的硬仗,或许不在经济制度的设计,而在思想与组织的重塑——这远比清除旧弊更复杂,也更需要勇气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