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低于县衙开支的三成”；扬国朱祁铸将蒙学入学率纳入官员考核硬指标；就连最保守的庆国，也在都城开设了四所“工匠夜校”，教授算术与图纸解读。
这种转变在玄中城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曾坚决反对“平民教育”的代国贵族代表朱朗垣，在参观虞国同泽城的工厂后，在《代国改革刍议》中写道：“一炉钢的淬炼，需铁匠识火候、技工调参数、账房算成本，缺一不可。若仅贵族识字，工厂终成废铁。”
当联邦事务总理朱瞻塙提出“制定联邦统一教育标准”时，竟获得了各国代表的一致响应。经过七轮磋商，《大明联邦教育基本法》最终定稿，核心条款包括：
联邦财政每年拨付财政收入的5%作为教育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小藩国的学校建设与师资培训；
各国教育投入不得低于本国财政收入的5%，其中义务教育经费占比不得少于70%；
全联邦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凡6至12岁儿童必须入学，父母或监护人拒不送学者，处以相当于三年收入的罚款；
义务教育课程设置需包含“语文、算术、科学基础”三大必修模块，联邦教育部负责编写统一教材大纲，各国可根据国情补充地方内容；
建立“联邦教育督导委员会”，由六大强国各选派两名代表组成，每两年对各国义务教育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与联邦资源分配挂钩。
法案通过当天，玄中城议事大厅响起了久违的掌声。连最激进的共和派学者黄田禧都承认：“就算将来制度不同，至少孩子们会读同一本算术书，这便是联邦的根基。”
与教育法同步推进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此前联邦各国的技术流通混乱不堪：虞国的高炉炼钢技术被明国工匠私自仿制，却因缺乏标准导致产品合格率不足三成。
越国的纺织机改良专利在宁国被肆意盗用，厂家因跨国维权成本过高只能放弃；洪州共和国培育的耐旱小麦种子，在代国被农民私自留种，导致品种退化却无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