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二十八年的春末，玄中城的灵堂尚未撤去，南洋的季风已带着不同寻常的躁动掠过韩国与代国的都城。
朱权、朱高燧、朱有墩三位前总理的相继离世，在联邦各国引发的不仅是哀悼，更有权力真空带来的微妙震荡。当各国高层的目光聚焦于玄中城的权力重组时，韩国与代国的年轻皇子们，已在民间积蓄了足以掀翻朝堂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根源，可追溯至十年前的武洲封藩。当时南洋诸国为争夺南武洲的封邑，将成年皇子、皇叔尽数派往海外，留在本土的多是未成年的幼子。
韩国皇帝朱范圯膝下原有十二子，八子朱征钊还在玩泥巴的时候，其兄长们已奔赴南武洲的韩武国、韩田国等地；代国皇帝朱聪沫的六子朱俊桑也是如此，五位兄长也已分别就藩代湘国、代秦地。
这些留在都城的幼子，自幼便生活在\"留守者\"的特殊环境中，他们无需像兄长那样承担开疆拓土的使命，却也因此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之外。
各国皇帝对这些留守皇子的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年富力强的君主尚能兼顾，如庆国皇帝朱秩煃要求所有皇子参与糖厂实务，晋国皇帝朱祁锂亲自审定皇子的工业课程；但年过五十的君主，精力多转向国家积累或个人享乐。
韩国皇帝朱范圯五十三岁时，就将朝政交给太子，自己专注于扩充皇家船队；代国皇帝朱聪沫四十五岁后，大部分时间用于巡视各地种植园，对留守皇子的学业仅偶尔过问。
这种宽松甚至放任的环境，反而给了朱征钊与朱俊桑接触多元思想的机会。联邦二十二年，虞国的《劳动周报》通过贸易渠道传入南洋，其\"劳动者联合\"的主张在韩国的纺织厂、代国的粮站引发讨论。
当时十七岁的朱征钊在父亲的船队里担任见习管事，常溜入码头工人的棚屋，听他们传阅报纸时的争论；十六岁的朱俊桑则借巡查农庄的名义，与代国的佃农交流，记录他们对\"地租减免\"的诉求。
联邦二十四年的\"思想大讨论\"成为关键转折。虞国中央研究所公开的部分科学理论，不仅冲击了传统的工匠经验主义，更间接动摇了\"君权天授\"的理论基础。
朱征钊在韩国的皇家图书馆里，对比《虞国宪法》与《大明律》，发现\"公民权利\"的表述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既有重合又有本质区别。
朱俊桑则在代国的农业学堂，目睹虞国农艺师向农民传授杂交、嫁接技术，这些神乎其神的技术，让他对神权、君权产生了怀疑。
为\"培养皇子的务实精神\"，韩国与代国的朝廷按惯例将年轻皇子下放到基层。朱征钊被派往望北港（淡马锡）的造船厂，名义上是监督工程，实则无权干预决策。
朱俊桑则前往代国西部的粮仓，负责登记出入库数据。这段经历让他们看到了制度的另一面：韩国造船厂的工头克扣工钱导致罢工，朝廷的解决方案是抓捕带头者；代国的粮官虚报损耗中饱私囊，上级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朱征钊在造船厂的账本上发现，工人的日薪仅能购买两升米，而厂长的月俸相当于两千升米，这种差距在他组织的秘密讨论会上被反复提及。
朱俊桑则在粮仓的墙角记下每笔异常支出，半年后整理出的《粮务舞弊录》，成为他后来动员农民的重要材料。
两位皇子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没有像其他留守者那样沉溺于特权，而是选择将所见所闻转化为行动，朱征钊联系了韩国的\"劳工互助会\"，朱俊桑则与代国的\"佃农联盟\"建立了秘密联系。
这些民间组织的背后，隐约可见虞国的影响。联邦二十五年起，虞国的\"国际通讯社\"开始向南洋发送加密稿件，内容多是\"如何组织罢工如何核算成本以揭露剥削\"等实用指南。
韩国的劳工互助会突然掌握了\"按产量计算合理工资\"的方法，代国的佃农联盟则学会了用\"土地产出率\"反驳地主的高租要求，这些都与虞国情报部门的暗中支持脱不开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