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几千年来，通过部族社会到国家演化，深深的刻印在大家心里的概念，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而国家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人，在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下，无论是人还是国家，都很难控制这种欲望。”
她拿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无产阶级国际协作公约》。里面没有“国家”“主权”“利益”等词汇，只有“阶级”“联合”“共享”：技术专利归全体无产者所有，资源按需求分配，军队接受跨国家的阶级指挥，官员由国际共产党考核任免。
“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协作。”朱昭熙将草案推到众人面前，“愿意签的，我们全面开放技术，共享所有资源，不分你我。不愿意签的，我们仍保持合作，但仅限于‘国家间’的互利往来，就像宁国和扬国那样，明码标价，各取所需。”
会场里再次安静下来，但这次的沉默中多了些别的东西。朱征钊的手指在“纺织技术共享”条款上徘徊，朱俊桑盯着“粮食统一调配”的字样出神，南武洲六国的代表凑在一起低声讨论，计算着放弃“国家主权”的成本与收益。
朱昭熙没有催促。她知道，这场讨论不会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但至少，问题已经摆到了明面上，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民族国家的冲突，再也无法用“同志”的名义掩盖。
窗外的阳光透过文化宫的玻璃窗，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上投下光斑。朱昭熙望着那些光斑，忽然想起另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或许，真正的无产国际，就从这场不雅致、不从容的争论开始，朱昭熙多么想要通过发动战争，直接让整个世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那么简单，就像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度，而直到明朝，藩王依旧存在一样，矛盾始终需要一步步解决，而不是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