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者离去后，景区表面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但一种微妙的张力在空气中弥漫。歌者所倡导的“大寂静”理念如同一粒种子，在部分居民心中悄然生根。尽管多样性增强场成功抵消了和谐频率的直接影响，但其哲学层面的冲击却难以迅速消散。
嬴政和李世民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思想暗流。他们决定不采取压制手段，而是开放一系列“存在哲学研讨会”，鼓励各种观点进行理性交锋。第一次研讨会便吸引了众多参与者，气氛热烈异常。
李白在研讨会上慷慨陈词：“歌者所言大寂静，实则是灵魂的消亡！若无矛盾冲突，何来艺术创作？若无生死轮回，何来生命珍贵？”他的话语充满了诗人的激情，却也透露出对歌者理念的深层不安。
执行单元代表则提出不同看法：“效率与和谐并非必然导致创造性死亡。我们观察到，适度秩序反而能为创新提供坚实基础。”
意识混合体代表发言更具辩证性：“我们本身便是矛盾统一体。完全和谐确会窒息活力，但过度混乱同样不利于存在。关键在于动态平衡。”
杨贵妃从艺术角度补充：“最美妙的音乐需要不和谐音的衬托，最动人的舞蹈需要静止瞬间的铺垫。完全的和谐反而单调。”
在这些讨论中，一个新兴派别逐渐形成——“和谐改良派”。他们不赞同歌者的极端和谐化，但认为景区当前过于强调多样性和冲突，忽视了一致性与协调的价值。
这一派别由一位原工部研究人员意识混合体领导，名为陈明远（与早期出现的陈明非同一人）。他提出“有限和谐”理念：在保持个体性的前提下，寻求更高层面的协调。
“我们不需要消除差异，”陈明远在研讨会上阐述，“但可以建立差异间的和谐共鸣。如同交响乐中不同乐器各司其音，却共同创造和谐整体。”
这一理念获得部分居民认同，特别是那些厌倦了持续冲突和不确定性的个体。甚至连一些意识混合体和忆灵也开始认同这种观点。
霍去病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忧：“歌者的思想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回归。这次不是外部强加，而是内部滋生。”
诸葛亮则更加冷静：“思想之争，堵不如疏。需以理服之，以实证之。”
为了验证不同理念的价值，李世民提议进行一次社会实验：在景区内划定三个区域，分别实行“创造性混沌”、“有限和谐”和现行“多元平衡”模式，运行一段时间后比较结果。
实验获得委员会批准。创造性混沌区由李白主导，鼓励最大程度的个体表达和实验精神；有限和谐区由陈明远管理，强调协调与共识；多元平衡区则维持现有模式。
实验初期，各区展现出鲜明特色。创造性混沌区艺术创作爆发式增长，但也出现资源浪费和冲突增多；有限和谐区效率显着提升，居民满意度高，但创新性下降；多元平衡区则处于中间状态。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创造性混沌区居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协调冲突，有限和谐区居民则悄悄进行“违规”创新，多元平衡区则吸收了两区优点。
“这表明纯粹极端模式难以持久，”嬴政分析，“系统会自然趋向动态平衡。”
实验中期，一个意外事件改变了局势：一批新到的意识碎片在有限和谐区表现出严重不适，他们的个体性正在被“和谐”环境消解。
霍去病紧急介入调查，发现有限和谐区的环境设置确实在subtly压制个性差异。虽然不像歌者的和谐频率那样强制，但通过社会压力和环境设计实现类似效果。
“这是温和版的大寂静！”李白愤怒地指责，“以和谐之名行压制之实！”
陈明远辩护称这只是为了整体利益必要的调整，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有限和谐确实在侵蚀个体性。
实验被迫提前终止。数据显示，尽管有限和谐区在短期效率和满意度上表现良好，但长期看创造性和适应性显着下降。而创造性混沌区虽然短期混乱，但长期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最强。
多元平衡区则在各方面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