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概念里，生产队相当于社员的工作单位，而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那生产队就必须出这部分钱。
虽然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了集体对社员医疗的职责，但一来农村缺少大夫，二来随着公社化的快速推进，合作社土崩瓦解，农民的医疗也就无从谈起了。
四九城周边的生产大队也要等起风后的1969年才实行合作医疗，生产队为每位社员缴纳一元钱的统筹，社员个人再缴纳一元钱的统筹（大多由生产队代扣代缴），卫生部门不出钱……
如果自己能成功让卫生部门出一点，剩下的让社员个人承担，那就真的是功德无量了。
而且对于卫生部门来说，为每位社员承担个块把钱也不算多，毕竟现在四九城的农村户口只有276.7万，而公费医疗的支出额每年都在一千万以上。
况且这二百来万也不是今年一下子就拿出来，总得先从试点开始，办成了再拿出来，这样正好留出时间给各方面去适应、协调。
“小唐同志，你费费心，让卫生部门多出点，最好是社员不用出钱，我们社员实在是太困难了，一年到头也落不到手里几个钱。”虽然唐植桐给了方案，但殷富贵还在一个劲的试探唐植桐的底线，站在他的角度不能不为社员尽可能的拉低社员承担的比例，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年，能落到个人手里的也就也就一百来块钱。
“殷大爷，社员还是要出点钱的。如果个人不出钱，真正成了看病不要钱，我估计肯定会有人这儿疼、哪儿不舒服，把钱和时间花在甄别病人身上也是一种浪费。”唐植桐相信绝大多数社员都是好的，但人性经不起放大，当有人行恶不被惩罚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土豆被哄抢、零食被搬空就是最好的例子。
社员兜里没几钱，个人必须负担一部分能有效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再说有赤脚医生在，能很容易的把小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好让这部分钱真正用在有重大疾病或真正有需要的社员身上。
所有的这些都是建立在成立了公社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公社，唐植桐是不打算碰合作医疗的。
如果没有公社，哪怕把合作医疗吹的天花乱坠，限于千年的小农思维，绝大部分农民都不会加入。
成立公社除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实行公社之前已经有地方出现了土地买卖、兼并。
要知道这距离分田地还不足十年，若是照这个势头下去，很快就会出现另一批地主、佃户。
成立公社撑起了农民的生存空间，也是对广大农民的一种变相保护。
晚上，唐植桐依旧是找了个犄角旮旯安好小房子。
吃过饭，借着蜡烛微弱的光，唐植桐掏出笔纸整理提案，其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南峪生产大队。
写提案固然要体现南峪生产大队的整体意愿，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得把动机、益处写出来。
唐植桐盼着合作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