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宁认为，至少自我展现的这一方面已达预期——自此，当局不再是一个“不具备沟通资格”的上层未知事物，他更具体地获悉了对方在管制着什么、觊觎着什么.并且，在谈话的过程中，自己传递出的风格与态度，保持了内在的全程如一。
诚然，这场谈话是在巨大的威胁之下完成的，但如果这些人在今后的交锋中试图根本地改写他的风格的话，必须将代价计算得更大一些。
而与这种针锋相对的危险思考相对应的，是范宁还意识到有一股巨大的、混合着“紧迫”与“振奋”的洪流正在席卷而来，并将成为他接下来一段不长之时日的情绪主流。
他取得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般高、对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从未像今天这般广泛，他只需同一部分的关键少数人物——此前就已建立良好关系的支持者们——交换一些想法、达成一些势力间的利益共识后，便可登上高台振臂一呼，直接从顶层逻辑上，为艺术事业版图注入新的理念和影响，众人则纷纷为之站台。这一切就像下棋落子般直接而合理。
另一方面则是艺术创作的更迫切要求，他必须要在深秋到来之前完成自己的《升c小调第五交响曲》，作为丰收艺术节上奠定胜局的一击。
范宁常常会不自觉地以另一位“掌炬者”贝多芬作为自己艺术生涯的对照。
后者的第五是“命运”，意义无需多言。
只是在范宁如今的浪漫主义晚期的年代，在音乐家们争相以诗歌、文学、舞蹈、画作为媒介，迫不及待地向他们的听众宣示自己的创作理念的年代毅然转入“无标题”的纯器乐创作，连范宁最得意的合唱手笔都被暂时尘封，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抉择。
他接下来遇到的对手层次、面对的乐迷期望，不再会是曾经创作《第一交响曲》时那样简单了。
但他仍然对自己选择的转型之路深信不疑。
生命与死亡的命题本来就是抽象的，如果说不运用声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