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吏部主持的会推在东阙门内召开，吏部尚书李默坐在首位。
首先是吏部文选司主事手执说帖，向参加会推的官员们介绍本次会推的情况，如官缺、堪任官吏等情况。然后就是吏部堂官开始介绍本次会推的堪任官吏情况并且加以评价。
最后就是吏部文选司郎中手执堪任帖，对参与会推的官员们的意见加以记录。
李默作为吏部尚书，当然是首先发言，礼部尚书在嘉靖朝是非常重要的，嘉靖朝的阁臣，大多都是从礼部尚书入阁的，无论是夏言、严嵩、徐阶都是如此。
大明的礼部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侍郎佐之。礼部尚书作为礼部的最高长官，设置员额为一员，主要兼总条贯礼部事务，礼部下设四司的属官有所疏请，则各举其职事以质于尚书而受其成。
按理说礼部尚书虽然清贵，但是实权并不大，远不如兵部、户部有油水。但是在嘉靖朝，礼部尚书可比吏部尚书都吃香。
明初废丞相，升六部分理国政，互不相侵。直至成、弘间，六部仍以吏部独尊。张璁在嘉靖初年曾说:“内阁、吏部、礼部、都察院、詹事府，此何等切要衙门也。”吏部此时仍位前于礼部。而这一局面在“大礼议”以后却彻底扭转，礼部及礼部尚书之地位尊崇，一跃与吏部持平甚至有所超越，不仅其参政范围有所增加，而且有11位礼部尚书入阁，在嘉靖所任命的24位阁臣中占几近一半的比例，还有4位当上了首辅。
在嘉靖朝以前，吏部长卿不仅居九卿之首，在朝中威望甚至可能超越阁臣，如历任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吏部尚书蹇义，位高势重的内阁“三杨”都要与其共论国事。天顺年间，明朝首位内阁首辅的李贤，凡事也要与吏部尚书王翱合议而行。这种局面在嘉靖年间得以彻底扭转，如李时、夏言、严嵩、徐阶等受帝宠眷深、柄政时间长、且居百僚之首的首辅，皆出自礼部。嘉靖也一再强调：“邦礼重任，方切委用，礼官之掌，系重任。”
嘉靖为什么这么重视礼部尚书？根源还是在大礼议上，“大礼议”初兴之时的反复与曲折，特别是杨廷和去职以后，领导群臣议大礼的主要是礼部尚书，这让嘉靖意识到礼部官员配合的重要性，张璁、桂鄂复以群臣宁忤天子，不敢忤礼臣之说耸动朝廷”。
嘉靖通过牢牢控制礼部尚书的人选任命，以控制礼部来获得支持。席书是嘉靖亲选的首位升任礼部尚书的大礼新贵，席书之上任，正是议礼双方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对席书等大礼新贵的重用，至少传达出两个信号:其一嘉靖决心要改弦更张，用新贵对抗旧臣;其二是对议礼新贵的追随所冒的政治危险有一个交代。
特殊之政的需要是嘉靖朝重礼部尚书的另一原因。在大明的政治体制中，皇帝的决策权在内阁制下得到了绝对的体现，嘉靖朝大行密疏政治，皇权决策权的绝对性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礼部尚书因为与嘉靖的特殊关系就更为得到重用。
凡是能够被嘉靖任命为礼部尚书的，无一不是嘉靖的亲臣、信臣。
自藩王入继大统的嘉靖致力于打破孝宗、武宗一脉的原有政治秩序，强化自己的皇权，树立新皇权权威。“大礼议”既是一个必然的契机，又是试金石。朝中旧臣在大礼议中的不配合态度，都让嘉靖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