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体系，拴在一条绳上的知法犯法，操弄刑律冤案。
后希可不会顾忌法不责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全家一起流放。
折腾一年下来。
候补的举人进士都不够用了，只能赶紧又选拔了一批秀才，临时充当吏员角色，并许诺贡献够，吏员可以转官。
接着还专门编了为官为吏准则。
下下去，要求所有人学习。
至于被冤枉的，当然也不可能什么补偿都没有，还是按照地方上的平均收入，给予了一定的国家补偿，同时由地方府衙出面道歉，并在四邻面前澄清。
各地治安一下子好了太多。
各大家族的家规族训，也都比先前严了许多，连戒尺的销量都因此大增。
买回去打孩子教育一番。
总比犯罪被抓要好。
……
这是第一年，第二年年初，后希便正式召回王安石苏轼等一众被贬官员。
但不是变法，是完善吏治管理。
全面贯彻考成法。
因为后希很清楚，变法的前提是得有人去执行，没有人去执行，光上头几个高官在喊变法，修改政策啥的，一点用都没有。
再怎么好的政策，只要下面人动动歪脑筋，都能被搞成恶政害民。
所以变法不急，也不能急。
别看苏轼以词作传世，但其实他本人为官能力是很不错的，同时也相对客观，既不站新党，也不站旧党。
他明白如今局面必须变法，但又深刻认识到变法派的新党做事太过于急躁，很多政策很难执行到位，结果就是两边不是人。
新党弹劾，旧党也跟着弹劾。
所以后希索性把他和王安石一起请回来，由他做宰相，王安石做副宰相。
王安石做事太急躁。
需要个人压一压。
新党以他为主，而旧党的话，压在他头上只会瞎捣乱，所以苏轼正合适。
至少他考虑周全，不瞎搞，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事情都愿意支持，他认为不对，不能办的，不管哪个党他都反对。
不过在苏轼正式拜相后，后希还是特地将他招进皇宫，准备来个隆中对。
倒不是想听苏轼有什么建议。
主要是向苏轼贯彻下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