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九年的春天，对于河南阳翟县尉皇甫憬而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熟悉的焦虑。
他，一个正九品下的微末官吏，掌管着一县的治安、赋税与民事，如同帝国肌体最末梢的一根神经，最能感知到民间最真实的痛楚。
朝廷的诏令已下，以“检田括户”为名，使者四出，如鹰隼般扑向州县。一场旨在清查流民、增加税收的宏大运动，在长安的朝堂上被描绘成富国强兵的良策。
然而，当这政令经由层层官吏，最终落到阳翟的土地上时，却已然变味。
使者们追求的是数字与效率，州县官员恐惧的是问责与罪责。
于是，籍册上的名字成了冰冷的指标，抓不到的逃户，其赋税便由邻里担保者代为赔付。
一时间，鸡犬不宁，怨声载道，更多的百姓在威压之下，不得不抛弃刚刚复苏的田产，被迫加入流亡的队伍。
这一切，皇甫憬看在眼里，忧在心中。
他案头的文书，不再是枯燥的公文，而是一张张惊惶的面孔，一声声无助的叹息。
皇甫憬深知，这看似为国聚财的方略，实则是饮鸩止渴，正在一点点撕裂乡间的邻里纽带，掏空王朝赖以生存的根基。
一股源自职责与良知的冲动，在他胸中激荡。他可以选择沉默，如同绝大多数同僚一样，明哲保身，静待风头过去。但他铺开黄麻纸，提起了笔。他要向那远在长安、开创了开元盛世的英明君主，发出一声呐喊。
奏疏之上，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沉痛的直谏。
他剖析时弊，条分缕析：他指出使臣们“不识大体”，只知盘剥；他揭示基层“惧罪”而强行摊派，导致民不聊生；他警告，如此下去，逃亡者只会越来越多，社会秩序将趋于崩溃。
皇甫憬更将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庞大的官僚体系本身。他直言，如今在朝的官员已超过万人，他们如蚕食桑叶般消耗着国库，这才是财政困窘的根源，岂是盘剥那些本就艰难的流动人口所能弥补的？
这封奏疏，是一个基层小吏，基于对现实最深刻的洞察，向帝国最高权力中心发出的一份预警。它充满了“臣恐”、“岂不”这样的字眼，交织着一位忠耿之臣的焦虑与愤慨。
然而，来自九品县尉的声音，终究太过微弱。
皇甫憬的奏疏，撞上了以侍中源乾曜、中书舍人陆坚等重臣的支持括户政策的铜墙铁壁。
唐玄宗李隆基采纳了权臣之言。
这就是贞晓兕如今面临的结局。
一纸贬书很快降临，将皇甫憬从河南腹地的阳翟，远谪至江南僻远的盈川，但他依旧还是一个县尉，也只是一个县尉。
贞晓兕明白，这并非简单的平级调动，而是一次严厉的惩罚，是权力对“异见”的无声训诫。圣旨上没有明确的罪名，但“多嘴”二字，已不言自明。
贞晓兕在穿越回初中时空的图书馆时，也发现史书关于皇甫憬的记载，至此戛然而止。他如同投入湖中的一颗石子，激起过一丝涟漪，便彻底沉没于历史的深潭。
贞晓兕在自己的唐朝日记中写道：
我们不知他此后境遇，不知他是否在贬所郁郁而终，亦或最终得到了平反。但他以一次悲壮的“不识时务”，在汗青中为自己刻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记——一个在盛世欢歌响起前，试图吹响警哨的孤独身影。他的命运，也成了那个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即便在最开明的年代，真相有时也如此沉重，而直言者，往往需要付出如此代价……
贞晓兕又回到了80后初中时代的图书馆。
她在《唐会要》《通典》《资治通鉴纲目》等典籍里查到了以下资料：
阳翟县尉皇甫憬上疏曰：
出使之辈，未识大体，
【东北话】这帮出差的哥们，压根不懂啥叫“大局观”。
所由殊不知陛下爱人至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