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之战的败绩如沉铁般压在贞晓兕心头。
尚未喘息，鸿胪寺案头已堆满吐蕃动向的密报。作为新任主簿，她感受到的不仅是职务之重，更是一种在历史洪流中试图理解“人性”与“动机”的沉重。
贞晓兕展开卷宗，目光停在景龙四年那行记载：金城公主和亲，两国再称“翁婿”。
在她眼中，这层亲属关系更像一场精心编织的认知失调实践——中宗朝廷需要以和亲维系“天朝上国”的体面，构建“天下大同”的叙事，以此疗愈军事失利带来的焦虑。
“翁婿”之称，则是一种合理化机制，用拟亲缘关系调和战争与和平在认知上的矛盾。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表象。
同年，姚州群蛮联合吐蕃反叛。
贞晓兕在纷繁文牍中，看到了更底层的驱动：生存本能与机会主义。
对群蛮而言，叛与降无非是夹缝中的生存策略。而安西都护随即侵扰吐蕃边境，在她看来，正是“挫折—攻击理论”的体现——愤怒必须找到出口，以维持心理平衡。
吐蕃随后的举动，让她见识到高明的心理博弈。他们以赠金城公主“汤沐邑”为名，贿赂鄯州都督杨矩，兵不血刃取得河西九曲。
贞晓兕批注道：“禀赋效应的逆向运用，兼及道德脱钩的典型案例。”
她分析：割让土地对唐朝是“失去”，而人对失去的痛苦远大于得到的喜悦。吐蕃正是利用唐朝内部对“即将失去”的钝感，以及“公主汤沐”这一高尚名义进行的道德包装。
杨矩本人，则演绎了典型的道德脱钩——他将受贿从“卖国”罪名中剥离，自我说服这只是权宜之计，甚至自以为促成了和平。
当吐蕃大将盆达延十万铁骑压境，消息传至长安，朝廷上下弥漫着群体性焦虑。贞晓兕目睹这一情绪催生两个后果：
一是重新起用刚被免官的薛讷，背后是损失厌恶——帝国无法承受再败，宁用有“污点”却熟悉敌情的将领；
二是杨矩的自杀。她合上卷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罪人伏法，更是个体在认知失调与心理预期彻底崩塌后的自我毁灭。
十月，吐蕃再侵渭源。
玄宗下诏欲亲征。
贞晓兕立于鸿胪寺阁楼，远望征发队伍，心中澄明：
吐蕃的“求和”与“突袭”，是典型的双刃剑策略，通过制造心理预期与现实的落差，打击唐军士气与判断。而玄宗的亲征诏书，与其说是军事部署，不如说是一场宏大的印象管理——他需要以强硬姿态重塑权威，对冲内部质疑。
“所谓天下大势，”她在自己的那本相当于日记的《鸿胪散录》中写道，“不过是无数个体与群体的欲望、恐惧、算计与自我欺骗，在时间中碰撞激荡而成的巨浪。鸿胪寺的案牍之下，埋葬的不是文字，是人心……”
她把《吐蕃赞普言行录》最后一册插回书架，抬眼便看见夏林煜立在鸿胪寺档库门口。阳光从窗棂斜射进来，将对方的影子拉得极长，像一柄笔直的史笔，戳在青砖地上。
“贞主簿，”夏林煜先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史官特有的金石味，“听说你又把河西九曲之失，归为‘禀赋效应’与‘道德脱钩’？史家之笔，竟成了市井说书。”
贞晓兕一笑，拍去手上尘灰：“史家之笔若只会写‘大义’二字，便看不见九曲地里埋着的杨矩私心。”
夏林煜迈步进来，官袍下摆扫过门槛，像要故意惊起一滩尘埃。
夏林煜瞥见她案头那本显眼的《鸿胪散录》，冷笑道：“贞主簿每日涂涂写写，莫非是要学司马迁，着书立说？”
贞晓兕合上册子，平静回应：“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我无此大才。只是人心如棋，局后不复。若不即时记下对弈时的万千心绪，后世看到的，不过是一张冰冷的棋谱罢了。夏林煜要的是棋谱的‘正’，我求的，是棋手的‘真’。”
“史家第一要义，在正名。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