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墨二班的小毛，印刷三班的老孟、管质检的张连富……”
瓜皮帽挠了挠头，仔细回忆着组织叫歇的工友，赵国砚则如实记录在案。
“你刚才说，他们还准备制作条幅标语？”
“是啊，预订的口号是‘打倒黑心厂主，维护劳工权益’。”
赵国砚默然点头，还行，至少到目前为止，劳工还没打算骂到官府头上，那江家就未必需要暗中干预。
“另外，他们还拟定了十项要求？”
“对，其实本来只有八个要求，后来又硬凑了两条。”
“都有什么要求？”
“我想想，每天缩短两个钟头的工时，不准打骂劳工，每周至少一天假期，开除劳工需要赔偿……”
“挑重点说！”赵国砚敲了敲桌面，“涨工钱的事儿呢，他们的预期是多少？”
瓜皮帽应声伸出一只巴掌，大言不惭地说：“五元，不仅以后每月要涨五元，还得把上个月的钱给补上！”
“什么？”赵国砚顿时瞪大了眼睛，“每人涨五元工钱，他们疯了吧，这怎么可能？”
瓜皮帽连忙解释说：“嗐，砚哥，他们也知道不可能，这是故意给讨价还价留的余地，按大家的想法，这次叫歇能涨两元工钱，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
赵国砚闻言，立刻将其标记下来。
这很可能是本次印刷厂叫歇最重要的情报线索，无论任何时候、任何谈判，只要有一方提前摸清了对方的预期和底线，就相当于牢牢掌握住了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权，进而制定出相应的谈判策略。
倘若涨两元工钱，就能使绝大多数劳工心满意足，那就说明这份价码还有继续压缩的空间。
再将这份价码按照三六九等区别对待，劳方极有可能自乱阵脚，化作一盘散沙。
赵国砚接着又问：“明天劳工叫歇的地点在哪？”
“城西三纬路，”瓜皮帽应声回道，“他们说那条街上有洋人的领事馆，衙门不敢轻易动手，还能方便把事情闹大，才能扩大叫歇的影响。”
“时间呢？”
“上午九点。”
瓜皮帽的回答相当干脆，心里没有丝毫愧疚可言，他也完全不认为印刷厂的劳工算是个整体。
事实上，他因为不识字，所以只能在厂子里当装运工，卖着最苦的力气，挣的却是最微薄的薪水。
有句心里话，瓜皮帽从来不曾跟人说过——其实，他有点憎恨那些排字工。
在他看来，那些人的工作实在太轻松了，无非就是在厂房里码码字、刷刷纸、调调墨，平日里风不吹、雨不淋的，挣的工钱就比他多出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