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草菅人命。
在五路伐夏军队曾在兵粮不足下，先食民役。
尽管官吏们已经很努力了（压榨百姓），努力到超过了民力负荷的程度，但后勤补给依旧跟不上，素来是打一战后勤崩一战。
后勤补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是经济的问题，陕西地方穷，民力不堪战争的重负。
而经济更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是制度问题。
在章越再三主张下，连对于陕西低收入百姓进行减税都如此举步维艰。
章越能理解官家开疆扩土的决心，但五路伐夏丧师四十万，永乐城之战丧师二十万。
尽管加上民役死亡的数字，而且旧党对伤亡数字的记载绝对有夸大的地方。
但是失败便是失败，令人痛心疾首，别说天子，身为宰相亦能难辞其咎吗？
要不是如此官家也不会气愤成疾，哪轮得到宋徽宗那败家皇帝登位。
说到这里，君臣实已将话都说开了。
章越最后劝谏道：“陛下，宋夏两国之争，看似兵马之争，实在经济之争；看似经济之争，实在民力之争，看似民力之争，实在制度之争。”
“青苗、均输、市易三法立法之初确有破兼并，充实国库之效，但如今成为过度敛财之用。天下百姓到底是过得更好了，还是更差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官家闻言脸色很精彩，再度有些绷不住了：“朕不是听卿所言改了役法吗？”
章越道：“役法改了以后确实便民之效，但最败坏的市易法仍未更改！此法乃徒作一大事，却一无所得。”
官家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章越果真如王安石所言的那般，改募役法只是开始，不是结束，下一步还要改市易法。
而对章越而言市易法的历史上的作用是，用本钱一千五百万贯，收得利息钱九百万贯，但损失本钱七百八十万贯，而民间因此欠款破产的百姓有数万户之多。
其他变法至少还有敛财之效，但市易法连本钱差点都亏了，还害民害商害国害事害法。
市易法只是表面，背后官家挖地三尺的敛财之心。
但官家至少用封桩钱都用来国事上，自己没有半点享受。
可熙宁元丰之后，随处封桩，元祐之后稍停，到了蔡京变钞法，比熙宁时倍之，到了徽宗后期一年六千万贯。
宋徽宗敛财自用，最后都便宜了金人。
官家被章越说得是哑口无言，他怀疑章越所提的从泾原路出兵是不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绕一个弯子，反过来劝自己打消进兵西夏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