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矿产。
这两个衙门品级提高后，不仅开采出大量的矿产，还铸造出大量的金、银、铜币，不仅为大卫国发动战争提供大量军费，还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可有一节，此前铜矿和金矿、银矿一样，是由矿业司垄断的，民间不得开采，若真像儿子说的那么干，允许普通百姓在东川开采铜矿，岂不是让朝廷失去了对铜矿的垄断地位
不过大可汗也明白儿子的意思，采矿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如今朝廷财政紧张，压根拿不出采矿所需的海量银钱，允许民间开采，不需要投入一文钱，便可迅速投产；且由于铜矿开采不足，大卫国每年都要向日本进口大量铜矿石，狡猾的红毛夷人（荷兰人）趁机购买日本铜屯积，导致进口铜矿的成本上升，若能加速开采本国铜矿，也可以大大降低铸币成本，筹集到更多的军饷；再者，放开民间开采，有利可图之下，不管是本地百姓还是外地百姓，手中有钱的皆愿采矿，没钱的也可以当矿工养家，既能让本地百姓的日子好过，又可以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来四川，解决因为战争蜀地人口锐减的问题。正所谓好处多多，不可不做！
不过，这个年代铜是用于铸币的战略性矿产，放开给民间开采，容易产生走私甚至会有不法商人买来铸造伪币。对这个问题，大可汗沉吟良久，觉得可以通过提高铸币工艺、增加防伪手段、严刑峻法等手段消除伪币；至于走私，可以让矿业司派官员驻矿场督查，并命御使监察，同时提高收购官价让矿主有利可图、抵消走私暴利的影响。
大可汗觉得凭自己的铁腕，走私和伪币都不是事，但还有一宗：运输，是的，运输，着实是个大难题！那么多铜，不可能全部用作铸币，肯定还有部分对外发卖、部分储存起来备用。作为可以铸币的战略性物资，自然要储存于大都的国库而不是地方府库。从偏远的东川运铜至京师，运费巨大，如何节省开支是个大问题。
苏勒坦记得后世看过这方面资料，满清在寻甸、东川二府设有铜店，收购并储存各矿场所出之铜；再部分运往汉口、备湖广等省采办之用，部分运至镇江、备江苏等省采办之用；剩下的转运北京。整个过程包括分运、递运和长运三个阶段。分运是指从各矿场运铜料到寻甸、东川两大铜店；递运指从上述二铜店依次运到四川泸州铜店；长运是从泸州沿长江航道再转运河水道达北京。自川至京，陆路二千二百余里、水路八千二百余里，合计路途超过万里，真正是万里送京铜！
苏勒坦还知道清廷嫌陆运成本高，曾经修浚金沙江为运铜水道，孰知金沙江滩险流急，暗礁无数，运铜船只时常触礁沉没，铜料损失巨大，核算成本居然比陆运还高。于是，铜运上半程仍以陆路为主，运到泸州后开始水运。船队从泸州，顺长江至扬州仪征大运河口扬帆北上，在通州上岸，送往户部交货。既然有前例参考，运输照此办理便是。
大可汗做事向来雷厉风行，既然下定决心开发东川铜矿，立即便下旨准许商人向工部报备并缴纳保证金后在东川府境内设场采矿，并命工部派员监督、监察院派御使监察、户部征收税银；又命户部在寻甸、东川两地设立铜店收储，在汉口、镇江、泸州等地设铜店发卖转运，走陆路至泸州后转水运至京师。当然，他老人家只管下旨，至于细节，比如如何收储，如何发卖，如何转运，每年运铜几次，设船队几支、船只多少，需马匹多少等等，自有
这道旨意一出，直接促进了东川府乃至周边地区采铜、冶炼、鼓铸、加工等铜矿业的迅猛发展。各地商人蜂拥而来，参与采矿的矿民不下数十万。川陕总督傅山奏报，“外省游民流入川境者不下数十万，皆赖开矿走场度日，不但川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滇各省民人，亦多来川开采”。
人口一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迅速发展，困扰四川多年的因战争而人口锐减问题明显改善，东川府也得了个“万里京运第一城”的美誉。甚至连见多识广的莲大可汗亦惊叹，“朕未料在东川开矿好处如斯之大！此地能抵百万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