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印江枫香溪的晨雾裹着潮湿的桐油味，像一匹浸透了水的棉布，沉甸甸地压在青瓦屋顶上。冉少波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往家走，帆布包的带子已被磨得发亮，夹层里那枚黄埔军校校徽硌着肋骨，像一颗滚烫的火种——那是他在广州长洲岛求学时的念想，也是此刻藏在粗布衣衫下的秘密。
三年前，他作为黄埔六期步兵科毕业生走出校门时，曾对着珠江立誓“扫尽狼烟，还我河山”。可军阀混战的泥潭很快让他心灰意冷：亲眼见过旅长把赈灾粮倒卖成鸦片，看过士兵在集镇上强抢民女，所谓“革命”不过是抢地盘的幌子。上个月，上司竟让他带着连队去围剿抗捐的百姓，他连夜带着四名同乡士兵卷了二十条步枪逃离军营，一路扒煤车、躲关卡，终于在清明前踏上了黔东的土地。
刚到村口老枫树下，就听见哭喊声撕破晨雾。几个穿着黑布短褂的民团丁正把白发老汉按在泥地里，领头的歪嘴用皮鞭抽打着老汉的后背：“老东西，交不出‘烟灯捐’就卸你一条腿！冉保长的规矩也敢违抗？”老汉怀里的草药包被打散，蒲公英、艾叶混着泥水滚到冉少波脚边，沾着点点血迹。
冉少波把帆布包往石碾上一搁，青石板被撞得“咚”地一响。他上前一步攥住皮鞭，指节因用力泛白：“《黔省税赋章程》里，何时有过‘烟灯捐’？”他身形挺拔如松，虽穿着补丁短褂，眼神里的锐气却让民团丁莫名发怵——那是经受过中正剑洗礼的军人气度，藏在粗布下也难掩锋芒。
“哪来的野小子多管闲事？”歪嘴想抽回皮鞭，手腕却像被铁钳锁住。“这是冉保长新立的规矩！抽烟就得交捐，不服？”他眼角瞟向冉少波的帆布包，见那质地不像乡野村夫所有，语气里多了几分试探。
“冉保长？”冉少波冷笑出声，白气从齿间喷出，“你说的是我那位靠巴结县长当保长的堂叔冉泽云？”他手腕猛地一翻，皮鞭“啪”地抽在歪嘴自己脸上，五道血痕瞬间鼓起，嘴角淌下的血珠滴在青石板上，洇出一朵朵小红花。“国家税赋有章法，私设苛捐就是明火执仗的抢！”
民团丁们举着梭镖围上来，冉少波不退反进，左脚如钉入地，右脚顺势踹向最前面一人的膝盖。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那人抱着腿瘫在地上哀嚎。他侧身避开另一人的拳头，反手扣住对方手腕往后一拧，步枪“哐当”落地，手肘再往其后颈一顶，那人顿时晕死过去。其余人吓得僵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扶起老汉：“王伯，回家。”
王伯看清他的脸，浑浊的眼睛突然发亮：“你是……少波？文秀才家的二小子？”冉少波点头的瞬间，老人突然老泪纵横：“你可算回来了！泽云那畜生听说你在外面当军官，天天来家里翻箱倒柜，说要抓你去县长那领赏钱……”
回到家，母亲把热好的苞谷粑用桐叶包着递给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堂屋墙上，父亲冉文秀才的遗像蒙着薄尘，相框边缘已被虫蛀。“儿啊，你爹要是在，见你这样回来该多心疼。”母亲摩挲着他袖口的补丁，“泽云说你是国军逃兵，带着枪杆子回来要造反，前天还把你哥抓去保长队了。”
冉少波咬着苞谷粑，粗粮的颗粒感磨着牙龈。他想起父亲教他读《孟子》时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再看窗外荒芜的田地、墙上歪斜的“剿匪捐”告示，突然把苞谷粑往桌上一拍：“娘，我不躲了。”他从帆布包取出用油纸裹着的《步兵操典》，纸页因潮湿微微发皱，“我要在枫香溪拉起队伍，专打这些吃人的豺狼。”
当夜三更，村后老枫树下聚起十五个黑影。冉少波把马灯挂在树杈上，灯光透过枫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织成斑驳的网。他掏出那枚校徽放在青石上，银质的麦穗在灯光下闪着冷光：“我在外面学了打仗的本事，今天立三条规矩：一不抢百姓一粒米，二不吞弟兄一文钱，三不沾女人半根头发。愿意跟着我保家护院的，举手！”
十五只手齐刷刷举起，老茧、伤疤在灯光下格外清晰。有佃农、有铁匠、有被民团逼得家破人亡的货郎，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