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中农，对富农采取分坏田等抑制政策，这就团结了农村大多数农民，孤立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反动富农。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经济问题
在1934年6月13日红三军政治部翻印的《苏维埃建设》中明文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并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为目的”，“苏维埃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之上”，“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苏区范围内取消了一切强加在劳苦大众身上的苛捐杂税，同时取消了一切高利贷，穷人不还富人钱，焚毁了借据契约，解散了国民党政府的税收机关，惩办了税收人员，动员广大群众为经济建设而斗争。苏维埃政府筹集经费时，把主要目标放在地主和大商身上，对一般商人和富农，实行适量捐献，对其他阶层，实行公平、合理负担。这些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揭示了黔东苏区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实质。
用统一战线思想处理民间武装和帮会问题
- 关于处理黔东“神兵”的问题：为了把“神兵”引上革命的道路，壮大红军队伍，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国民党军队对“神兵”的进攻，实际是豪绅地主对农民抗税斗争的进攻和摧残。但神坛内部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本身就是豪绅地主分子或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去投靠反革命，他们去招安，他们与敌人妥协一致的来压迫我们工农群众” ，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对象；另一部分人则是工农群众或代表工农群众的领袖，他们一方面受着军阀的压迫，另一方面又受着神坛内部地主豪绅的叛卖，这部分人是革命的同盟者和可以争取的力量。因此，对“神兵”的政策是：对那些开明的进步的，号召、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并加以任用，对个别地主豪绅和为其服务的，则加以武力解决。红三军到印江沙子坡后，贺龙亲自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在红军的感召下，许多“神兵”当即参加了红军，几天之内，红军吸纳了以冉少波为首的一大批“神兵”，组建了以“神兵”为主体的黔东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委任冉少波为纵队司令，不久，黔东纵队整编为红三军黔东独立师，任命冉少波为副师长。经过教育，绝大多数“神兵”成了名符其实的红军战士，这支队伍为扩展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 关于处理与“袍哥”的关系问题：“袍哥”是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这个组织在川东和黔东都有较大影响。贺龙在1922年驻军酉阳龙潭时就与“袍哥”组织的“大爷”有来往。1924年驻军铜仁后，与家住彭水的“袍哥大爷”龚渭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龚的人品和性格十分赏识，二人结拜为兄弟。1934年，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黔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老百姓吃盐难的问题成了首要难题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为使苏区人民能吃上盐，贺龙首先想到“袍哥大爷”龚渭清。他修书一封，派一位与龚大爷也是拜把兄弟的名叫傅怀忠的商人送往彭水。龚大爷阅过贺龙的亲笔信，非常高兴，因为赫赫有名的贺军长又回来了。他不动声色，暗自筹划完成贺龙托付之事。不久，远在黔东的贺龙，收到了龚大爷托付傅怀忠押送苏区的4000斤盐巴，一下子解决了苏区军民吃盐问题。缺医少药，是苏区的又一难题。由于黔东环境恶劣，战士水土不服，泻肚、生疮，红三军战斗力受到影响。为能解决这一难题，贺龙再次请“袍哥”龚大爷相助，派傅怀忠持信去彭水。龚大爷得到贺军长的信后，除找社会上一些好友支助外，典当了自己的家私，买了几十担中、西药，还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酉阳、秀山的商会，开好了发货单和通行证，并亲自押运，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运往黔东特区。走到沿河县沙子区水淹沱，眼看就要到苏区范围了，龚大爷为了加快速度，早一点见着相别10年的贺龙军长，坐在轿子里，押着药担子，弃小路而走大路，不幸被子区反动区长袁仲英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