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为红军正规部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红军到达黔东后，随即提出与以农民为主体的“神兵”武装建立革命的联合，对其进步头领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对混入“神兵”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清洗、镇压，对代表工农群众的“神兵”领袖则加以重用。在团结、改造“神兵”武装，建立游击队基础上，成立了沿河、印江、德江、黔东、川黔边5个独立团，组建成红三军黔东独立师，标志着地方武装向正规红军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三是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团的力量随之进行整合，从红二军团中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到红六军团任基层指挥员，又从红六军团中抽调一批干部到红二军团担任政工干部，使这两支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红军队伍力量得到整合和加强。四是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重新组建的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承担了策应军团主力进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保卫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四）较为彻底地实行给黔东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土地革命，是根据地的显着特点
根据黔东地区大部分土地被地主豪绅分割占有的状况,以及黔东人民对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并渴望得到土地的强烈要求,红三军在黔东印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及相关文告,大力宣传苏维埃土地革命,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各区革命委员会和乡苏维埃又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在党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的指引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下,根据地全面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推翻了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
(五)制定和实施符合黔东实际的民族政策,是根据地各族人民共同求解放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期间,第一次实施了党的民族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专门作出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联合苗族,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司等剥削阶级的压迫,帮助苗族组建游击队,成立乡苏维埃,培养了一批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使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并为各族人民所拥护。在党的正确引导和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许多苗族、土家族等各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献身革命,为黔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民族政策的实施和民族工作的开展,消除了长期以来封建反动统治造成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在黔东这个多民族聚居、杂居区建立起一种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在根据地范围内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氛围。
(六)武装建设的开展和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成为根据地迅速扩大和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地建立了以红军为主体,地方游击队、保卫队为补充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些革命武装力量在黔东人民的配合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开展了艰苦的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国民党川、湘、黔三省军阀计10多个团兵力的联合“围剿”下,红三军领导机关在认真分析敌情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保卫黔东苏区争取击破王家烈的进攻的紧急任务》的指示,各区、乡苏维埃召开联席会议,形成了《关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在反“围剿”中采取“避实就虚”、“分进合击”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保卫了苏维埃革命政权和黔东革命根据地人民的胜利成果。
(七)统筹兼顾,服务战争,服务群众,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是根据地完整性的重要标志
黔东革命根据地重视发展工业、交通、邮电等事业,加强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发展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在苏区具体工作中,提高工人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武装保护交通,保护当地邮局和邮差的安全、保证邮件畅通；保护合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