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嗓子发干，问技术员。
对方盯着屏幕。
“还没出。”
“收视率得等播完才能统计。”
片头结束。
正片切入。
灰天压着大地。
街道上。
残旗在风里耷拉着，茶馆角落，有人低声说军阀混战，列强割地。
乡下田埂上，老农插秧，汗掉进泥里，眼睛空洞着。
这是个塌了脊梁的年代。
内有腐肉啃骨，外有强盗敲门。
镜头一转。
纽约，一间老礼堂。
烛光摇晃，墙皮剥落。
几十个中国留学生围坐一圈，眼神却亮得惊人。
他们大多是穷学生。
兜里揣着半块干面包。
此刻，一场关于怎么救华夏的争论正烧到沸点。
“议会？醒醒吧！”
“国内连说话都犯法，开个会都让军警冲了！”
戴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手拍在桌上。
另一人冷笑。
“那你说怎么办？抄家伙上街？”
“我们拿烧饼跟枪杆子干？”
人群中央的青年站了起来。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身形清瘦，脊背笔直。
没有人喊他。
也没有人介绍。
可当他起身时，嘈杂的人声，一点点沉了下去。
他开口了。
“我们吵制度，争手段，却忘了最要紧的事。”
“国家要强，得先从人心里醒过来。”
“思想不独立，百姓还信天命，还跪主子，换个皇帝，也不过是换块招牌。””
“所以，第一件事，不是组党，不是暴动，是叫醒人。”
“把被压垮的脊梁扶起来，把蒙了灰的心擦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