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结束了，可奥运之后还有很多事情远没有尘埃落定说得那般轻巧。
有人把中国足球比作上位者伯求焦点一个工具，当然这是一个极为烫手的山芋，因为过去的近二十年里，除了年维泗以为，几乎担任过中国足协主席的大官帽子难免不了最后下课的“杯具”命运。
有成绩，当然是举国欢庆。可就是胡-主席也在奥运表彰大会上提出了让中国足球实质化，而不再是一味官腔的官僚作风、虚以面对中国球迷的时候。是否已经注定了从奥运会结束，中国足球的变革开始了
多事之秋？
2008年的9月9日，当全国的中小学生刚刚迎来开学后的教师节之际，体育总局的第一炮彻底打响谢亚龙将前往行政管理学院学习2至3个月，所有文件无需再报谢亚龙处理。
其实从谢亚龙接受中国足球四年，不管是国足还是女足，不管是国少还是国青的一路下滑，状态全无，就早已注定了这个成都女婿在足协的位置上已经坐不稳的事实。
这个甚至一度创造出网络鼎红用语“叉腰肌”2的秃顶男人，灰溜溜结束了自己的四年足协主席生涯。
只是让人实在捉摸不透的是中国足球场上排山倒海的“下课”和中国足协花巧的官派做事风格，王俊生从足协副主席“下课”到了某公司任董事长，阎世铎从“下课”到了训练局当局长，谢亚龙“下课”自然而然到党校去“上了课”。
一切和中国官员摊上联系的东西，哪怕是他的结局注定是悲剧，可是名头上的东西还是那么好听：调任、任职、上课
不得不说，“关系”这东西在中国社会哪怕足球这样的是非地也生根发芽迅速。
当然谢亚龙的离开早就是很多人意料中的事，就像大眼李承鹏说的，走了一个龙王，来了一个“南主角”，其实中国足球的本质没变，中国足协的性质也根本没变。变得是什么？不过是一张尖嘴猴腮的龙王脸变成了肥头大耳看上去也算是忠厚的猪头脸。
可那又怎样？
就像“中超之父”郎效农说的那样：所有人来到中国足协之前都是雄心勃勃、想大展宏图的，但是体制和主客观因素决定他们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是一切并不由他们自身决定。
事实似乎也印证了他的话，一年不到的时间，中国足球不但没能从绝望里走出来，相反在绝望的深渊里越坠越深，而带给中国球迷的除了两抹清泪就是难以宣泄的耻辱感。
南勇，吉林人，1997年9月调入中国足协工作，先后担任专职副主席、司库等职。01年作为代表团团长率中国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冲击世界杯成功；02年继续作为代表团团长率中国足球队参加2002韩日世界杯；05年3月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正司级)、副主任；05年至09年初，任足协党委书记、副主任、中超委员会主任。
这个在谢亚龙刚下课后“过渡”到主席位置，听起来真能把中国足球带上新轨道的男人，却在2009年年末的“反赌打黑”的足球风暴里，成为了那核心眼里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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