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像掉进了冰窟窿。三块钱，加上她原有的，也远远不够买药。而且，卖掉头发，她以后还怎么见人？邻居们，尤其是王婶，会怎么在背后戳她的脊梁骨？
她仿佛已经听到了王婶那尖利的声音穿透墙壁：“哎哟喂，快看呐！张家媳妇穷得连头发都卖了！真是败家到了极点！建设要是知道，怕不是得气死在外头！”
这想象让她不寒而栗。
老头见她犹豫，不耐烦地催促：“卖不卖？不卖别挡着我做生意！”
李桂兰看着老头那冷漠的眼神，又想起婆婆在炕上痛苦的**，和空荡荡的药瓶。屈辱和无奈像两条毒蛇，缠绕着她的心。她死死咬住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
最终，她猛地站起身，什么也没说，几乎是跑着离开了那个理发摊。寒风吹散了她凌乱的发丝，也吹干了她眼角那点不争气的湿意。
她没有卖。那三块钱，连同她破碎的尊严和最后一点对仪容的坚持，被她紧紧地、更紧地攥回了手心里。
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推开那扇冰冷的门。婆婆微弱而急促的咳嗽声从里屋传来。她走到婆婆床头，看着那个空药瓶，又看了看手里那几张被汗水浸湿的、皱巴巴的毛票。
最终，她默默地拿起空药瓶，走到外间，将其藏在了碗柜最深的角落里，仿佛这样就能暂时忘记这个迫在眉睫的难题。然后，她重新坐到那盏昏黄的灯下，拿起那件拆了一半的旧毛衣，更加用力地、近乎疯狂地拆解起来，仿佛要将所有的绝望和无力，都发泄在那团纠缠不清的旧毛线上。
窗外，北风依旧，夜色如墨。药，终究是没有买成。这个家，在疾病的阴影下，又朝着看不见的深渊，滑落了一寸。
北方的夜，黑得早，也黑得沉。窗外风声凄厉，像旷野里饿狼的哀嚎，不断撞击着单薄的窗棂。筒子楼里供电不稳，昏黄的白炽灯忽明忽暗，在张小梅摊开的作文本上投下摇曳不定、令人心烦意乱的光影。
家里静得可怕。里屋传来奶奶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像破旧风箱在苟延残喘。母亲李桂兰还在外间借着那点微弱的光亮拆解旧毛线，动作迟缓，几乎没有声音，仿佛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了，生怕打扰了女儿，也生怕惊动了这屋里捉襟见肘的平衡。
张小梅坐在冰凉的板凳上，小小的身子伏在折叠饭桌的一角。她面前摊开的不是作业，而是一本崭新的作文本——封面上印着鲜红的“红旗小学”字样，这是她省下几次早餐钱才买来的。她手里紧紧攥着一支短得快要握不住的铅笔，笔头粗糙，写出来的字迹深浅不一。
她是要给远在南方的父亲写信。
这个念头在她心里憋了好多天，像一颗被石头压住的种子，拼命想要破土而出。她有很多话想说，有很多委屈想问。学校里关于捐款的难堪，同学们偶尔投来的异样目光，奶奶断药后痛苦的**，妈妈深夜在灯下愈发佝偻的背影，还有隔壁王婶那永远带着刺的、关于“南方享福”的议论……所有这些，都沉甸甸地压在她稚嫩的心头。
她深吸一口气，模仿着大人写信的格式，在作文本的第一行，工工整整地写下：
&n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