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对新居的条件无比满意。
在这部影片结尾处，他笔下的夕照街居民，就像他自己一样。
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幸福地搬进了窗明几净的单元房。
只是，电影中所表达的美好愿望，终究也只是愿望。
现实中城市建设停顿了十年，这年头缺房的人也实在太多了些。
居住条件恶劣，这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面对的问题。
哪怕房子盖得再多，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也就成了杯水车薪了。
所以这就像食物链一样，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
不用说，这种情形下，肯定有一些人属于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
那没别的办法，便只能另行变通之法来解决问题。
比如说，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就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
同样是在这个月，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
他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
尽管房间小得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
放进去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
但与那些仍旧没有分上房的人相比，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
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
要知道，住在筒子楼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
谁家的事情，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
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关起门你睡觉，开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
纯属巧合，这一年上映的电影《邻居》，恰恰就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
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
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就让这部电影成了这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另类记录。
使得日后的人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仍旧有据可查。
但说句实在话，即使是这样的筒子楼，也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
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想办法。
就像鸟儿“絮窝”一样，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
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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