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继续挑拣，孩子们则在旁边捡掉落的小土豆，说是要带回家烤着吃。
赵老板的伙计已经开始过秤，大薯装了满满三麻袋，称下来有六百斤，光这一项就卖了七百二十块。
“乖乖，”
王二婶数着钱，手指都有些颤，“这才挑了一半，就比去年混卖一整袋多了！”
她忽然加快了挑拣的度，眼睛瞪得溜圆，生怕漏过一个大薯。
李大叔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分自家的土豆，他笨手笨脚的，把好几个中薯误放进了小薯筐。
“你看你这眼神，”
王二婶笑话他，“这薯至少有八厘米，咋能放小筐里？”
李大叔挠挠头：“我瞅着它扁，就觉得小。”
“得用尺子量！”
我回家拿来卷尺，在每个筐边都放了一把，“别光靠眼睛看，尺子最准。”
李大叔拿着卷尺挨个量，嘴里还念叨着：“九厘米，中薯；十二厘米，大薯……”
太阳偏西的时候，所有土豆都分完了。
王二婶家的两千斤土豆，分出大薯七百斤，中薯九百斤，小薯四百斤。
按赵老板给的价，大薯七百乘一块二是八百四十块，中薯九百乘一块是九百块，小薯四百斤联系了淀粉厂，六毛一斤是二百四十块，总共一千九百八十块。
“要是混着卖，”
张婶帮她算账，“两千斤乘八毛才一千六，这一分级，多卖了三百八十块！”
王二婶笑得合不拢嘴，非要留我们吃饭：“今晚我杀只鸡，咱庆祝庆祝！”
李大叔家的分级也有了结果，虽然不如王二婶家的比例好，但也多卖了两百多块。
他扛着分好级的土豆往收购车走，嘴里哼着小曲：“以前总觉得瞎耽误功夫，没想到这里面真有门道。
明年我从种的时候就开始管，争取多结大薯！”
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遍了全村。
第二天，晒谷场挤满了分土豆的人，连八十岁的赵奶奶都拄着拐杖来帮忙，说要给重孙子赚点压岁钱。
我把分级标准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还画了示意图，教大家怎么快分辨大小。
赵老板又来了，这次他带了辆更大的卡车：“你们村的分级薯质量真不错，我跟市老板说了，明年他要包销你们村的大薯。”
他还带来了新消息，说中薯可以送到菜市场的摊位，比卖给贩子更划算；小薯除了淀粉厂，还能卖给做薯片的厂家，价格能提到七毛。
王二婶听了更起劲了，她把中薯装在漂亮的网袋里，每袋五斤，说要去赶集零售：“市卖两块五一斤，我赶集卖两块，肯定好卖！”
她还在网袋上贴了张纸条，写着“望海坡甜薯”
，说是借借名气。
果然，赶集那天，王二婶的网袋土豆很快就卖光了，不少人还特意找她预订。
她回来的时候，篮子里装满了新买的布料，说是要给小孙子做件新棉袄。
“这分级卖就是好，”
她逢人就说，“不光多赚钱，还能按顾客的需求卖，谁都满意。”
后来，村里成立了土豆合作社，专门负责分级和销售。
大薯供市和电商平台，中薯往菜市场和社区团购，小薯则和淀粉厂、薯片厂签了长期合同。
有次我去县城市，看见货架上摆着“望海坡甜薯”
，标价两块九毛八一斤，旁边还印着我们村的照片，心里别提多自豪了。
王二婶现在成了合作社的分级能手，她带出来的徒弟有十几个，每个人都能闭着眼睛摸出土豆的大小。
她常跟新来的人说：“这分级啊，看着是挑拣土豆，其实是挑拣日子。
把好的挑出来，卖个好价钱，日子才能越过越甜。”
有天傍晚，我路过晒谷场，看见王二婶正带着几个年轻人分级土豆。
夕阳把她们的影子拉得老长，红的、蓝的、绿的筐子在暮色里格外显眼。
远处的山尖浮在晚霞里，像块巨大的土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