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周末午后，日头正毒，把脚下的柏油路烤得泛出黏腻的黑亮油光，仿佛下一秒就要融化。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老槐树叶被晒蔫后特有的清苦气，混着地面蒸腾起的热浪，吸进肺里都带着灼人的温度。
拾穗儿抱着一个半旧的帆布书包，沿着滚烫的人行道慢慢走着。
书包带子被里面的课本坠得又细又长，紧紧勒在她汗津津的瘦削肩膀上，留下一道清晰的红痕。
那包里，规整地放着她五年级的数学书、一个铁皮铅笔盒，里面是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还有一小袋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沙枣核——那是去年秋天，她和奶奶在戈壁滩上，一颗一颗从沙棘丛下捡来的，颗颗饱满圆润，仿佛还封存着去年秋天太阳晒透的暖香。
她的目的地，是学校后身那片叫“阳光社区”的地方。
名头听着敞亮，实则只是几排低矮、简陋的红砖房，像城市的补丁一样，突兀地挤在边缘地带的拆迁废墟旁。
这里是外来务工者临时的家，男人们多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女人们则推着吱呀作响的小车，在街角与城管打着游击，贩卖着清晨的炊烟和黄昏的烤红薯。
他们的孩子，便成了这巷子里野生的蒲公英，放学后无人看管，三五成群地追着野狗跑，或是独自趴在门口被磨得光滑的石墩上，对着天书般的作业本，把眉头拧成解不开的疙瘩。
张教授上周提起这些孩子时，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怜惜：“都是顶聪明、顶懂事的好苗子啊，就是……缺个能在前面领一程路的人。”
拾穗儿坐在底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课本封面上奶奶缝的布补丁，忽然就想起了小时候——从垃圾堆里翻找别人丢弃的练习册，躲在窗外偷听老师讲课……
散会时，她攥着张教授的衣角，小声说：“教授，我周末去给孩子们补补课吧。”
张教授望着拾穗儿坚定的眼神，鼓励地点了点头，“愿你把自己的学习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孩子！”，张教授语重心长的说。
红砖房之间的巷子很窄，仅容两个人并排走。
墙面上画着歪歪扭扭的涂鸦，有蓝色的小火车，还有粉色的太阳，大概是孩子们的手笔。
拾穗儿刚走到巷口，就看见三个半大的孩子蹲在墙角玩弹珠，其中一个穿黄色背心的小男孩最先抬起头，黑亮的眼睛像受惊的小鹿，“噌”地一下就躲到了同伴身后，只露出半张脸偷偷打量她。
另外两个孩子也跟着站起来，手里的弹珠攥得紧紧的，身体绷得笔直，像是在防备什么。
“你们好呀，我是隔壁学校的拾穗儿，来给大家辅导功课的。”
拾穗儿停下脚步，把帆布包放在脚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放得轻柔。
她记得奶奶阿古拉说过，跟怕生的孩子说话，得先让他们觉得你没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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