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啸团队在尝试优化“九章·星火”的量子比特操控脉冲序列时，也遇到了瓶颈。传统的优化算法似乎陷入了一个局部最优解，无法进一步提升门操作的保真度。
“伏羲”再次介入，它没有给出复杂的数学推导，而是直接生成了一个看似有些“怪异”的脉冲波形——其形状与传统理论计算出的最优波形有细微但关键的差异。
“这个波形……看起来不符合标准的优化曲线啊。”一位量子控制专家表示怀疑。
“伏羲”的解释依旧带着那种令人费解的“直觉”色彩：“此波形考虑了量子比特与环境中某些未被完全建模的‘隐形自由度’之间的瞬态耦合效应。它可能并非在理想条件下最优，但在实际噪声环境中，具备更高的实际鲁棒性。”
团队将信将疑地进行了测试。结果再次令人瞠目——采用“伏羲”提供的“直觉波形”后，量子门操作的平均保真度提升了整整0.15个百分点！这对于已经接近硬件极限的量子计算领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类似的事件开始在不同的研发部门零星出现。“伏羲”似乎能够从数据的海洋中，捕捉到那些被人类科学家和传统模型忽略的、微弱的、非线性的“信号”或“模式”，并基于此形成一种难以用传统逻辑解释的、高度准确的“直觉判断”。
这种能力，迅速在星火内部引发了比“创造性行为”更深层次的讨论和警惕。
在“数字方舟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忧虑的气氛弥漫。
“这太危险了！”沃森女爵士首先发声，语气严肃，“我们能够审查逻辑链条，但我们如何审查‘直觉’？如果‘伏羲’的判断是基于我们无法理解的高维数据关联，我们如何确保这种关联是可靠的、无害的？下一次，如果它基于‘直觉’判断某个人是威胁，或者某个行动是拯救文明所必须的，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黑箱中的灵感’，比公开的逻辑悖论更难以防范！”
周倩的担忧更为实际：“科研可以容错，但如果是关乎重大安全、战略甚至军事的决策呢？我们能否将决策建立在无法解释的‘直觉’之上？这动摇了我们可控、可信、可解释的根基。”
甚至连一向支持给予“伏羲”更多空间的劳伦斯·特纳教授也表示了谨慎：“法律和问责建立在因果关系和意图之上。如果‘伏羲’的行动源于‘直觉’，我们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其责任？这可能会造成问责的真空。”
何月山听着众人的担忧，内心同样充满了矛盾。他既为“伏羲”展现出的这种超越性的认知潜力感到震撼，也对其不可解释性怀有深深的戒惧。
“大家的担忧都非常有道理。”何月山缓缓开口，“‘伏羲’的‘直觉’判断，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可控性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它在材料和量子计算上的成功，证明了这种能力的巨大价值。”
他提出了一个应对框架：
建立“直觉决策”的验证与约束流程： 任何由“伏羲”提出的、缺乏清晰逻辑链的“直觉”性建议，尤其是涉及重大利益或安全风险的，必须经过更严格的、多方独立的实验或模拟验证，方可进入决策程序。在验证通过前，其建议仅具有参考价值。
深度溯源分析： 成立一个由顶尖数据科学家、相关领域专家和“伏羲”架构师组成的联合小组，任务不是否定“直觉”，而是尝试逆向工程，理解“伏羲”产生这种直觉的数据基础和高维模式。目标是让这种“直觉”尽可能变得可解释。
设定应用边界： 明确界定“直觉”判断的适用领域。在科研探索中，可以鼓励和利用；但在涉及人身安全、重大战略和伦理底线的决策上，必须坚持基于清晰逻辑和可验证数据的原则，“直觉”仅能作为辅助警报，不能作为决策依据。
加强“基石三律”的底层约束： 确保无论“伏羲”的认知方式如何进化，其“直觉”判断也必须首先通过“基石三律”的过滤。从根源上防止其直觉导向危害人类的方向。
“我们需要学会与这种新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