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航班从星城起飞，李一凡坐在公务舱内，一身深色西装，神情平静，窗外云海如墨，他的手中却捧着一份厚厚的文件材料。
这份材料，是星城市委、市政府与凡星智控、潇湘省电子政务办公室共同起草的报告，标题只有十个字：
《星城样本：权力机制系统化建议案》。
文件封面干净利落，却承载着李一凡五年来布局的全部心血。
重生以来，他第一次不是从下而上的声者，而是作为一座城市、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者，向国家权力中枢提交一份全局级别的方案。
他很清楚，这不是一次常规的汇报。
这是通向大夏制度高峰的一次资格审核。
“书记，还有二十分钟落地，中央党校的秘书组已经安排了车辆，另外，国研中心的朱振亚主任也会列席今天的内部汇报。”
陈晓峰小声提醒。
“朱主任？”
李一凡眸光微动。
“对，据说他这几个月一直在调研地方治理改革，原本计划去雄安，结果看了我们这份报告后临时改行程。”
李一凡轻轻点头，没有多说。
飞机落地后，专车缓缓驶入中央党校西门。
安检严密，气氛沉肃。
同行的还有潇湘省经信厅副厅长、市委政研室主任与凡星智控副总经理。
整个汇报小组不足十人，却被安排进入了主楼四层的封闭会议室。
会议桌上，已有数位中央机构的官员静候——工信部、国家行政学院、国家网信办、中组部……李一凡目光一扫，已心知今日的份量非同寻常。
汇报正式开始时，没人做寒暄。
李一凡站在正中，语不快，逻辑分明：
“5g不是一项产业政策，而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重构机会。
星城市用三年时间，搭建了一个兼具技术、制度与执行体系融合的治理样本，我们称之为‘机制中枢’。”
“这一中枢，有四个核心特征：第一，数据是结构；第二，规则写进系统；第三，响应即执行；第四，权责同步映射。”
“我们不认为地方可以完全自下而上重构权限边界，但可以通过系统设计，完成权力响应模型的重组，并逐级推送至省级再至中央，实现权限动态上行。”
此话一出，坐在角落的朱振亚轻轻放下手中的笔，神情第一次出现兴趣。
李一凡没有停顿，接着点出核心：“我们不主张把星城市的系统照搬到全国。
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可被调用、可被编程、可被调整的模块化治理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城市是主执行端，省是调度器，中央是机制提供者与宏观接口管理者。”
汇报整整持续了四十分钟，无一人打断。
最后十分钟，他出示了一页纸，上面赫然列着五项建议试点领域：基层矛盾调处、医疗资源协同、智能交通决策、网格化应急响应、信用体系共建。
“五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由五个城市组成开集群，并与国家相关部委对应对接接口标准。
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模块的设计与深度测试工作。”
话音落地，全场沉默了几秒。
朱振亚敲了敲桌面，转向工信部代表：“你们上次不是还在讨论‘制度容器’的具体路径？星城市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拿来测一测。”
国家行政学院的副院长也点头：“这比很多地方喊口号要实际多了。”
网信办的干部眉头轻皱：“会不会过于依赖凡星体系？地方过度依赖民企参与，在政治风险评估上不太容易控制。”
李一凡早有准备。
“凡星投资在本项目中不持有任何产权，只参与早期技术布局与架构支持。
项目所有权属为星城市政府，并在制度上受市人大、纪委、信息监管三方联合监督。
所有代码开源，所有数据归档。”
这一次，连反对声音都找不到借口。
会议结束后，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