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省，衡岳市。
这座地处潇湘中部的传统农业型城市，正在悄然成为机制改革第二阶段的“焦点样本”
。
原因很简单——得分太高了。
在最新一期机制平台通报中，衡岳市机关单位干部适配指数排名全省第二，市级重大项目节点完成率达96，协同率高达91，越了星城市。
但与此同时，多个系统模块开始报警：
-同一时间段内，过3o个项目节点集中打卡；
-数据接口返回频率异常，存在“批量生成逻辑”
；
-协同节点大量出现“伪填充数据”
，缺少实质反馈。
系统ai分析结论很明确：
＞“衡岳市存在机制数据表演化趋势，干部行动模式趋于‘评分导向’，缺乏实际治理行为轨迹。”
机制看似成功，却正在沦为表演。
而衡岳市的背后，是一整条“机制指标产业链”
：由机关督查办牵头制定“机制节点优化指导手册”
，组织部开“画像提升辅助材料模板”
，多个县区还自行开了“系统友好评分行为包”
。
这一切的根源，是机制变成了“升迁通道”
。
干部不是害怕机制，而是学会了“迎合机制”
。
……
省委办公厅。
副省长、分管组织工作的邹时健将一份材料拍在桌上：
“李书记，这个方向如果不刹车，机制就从治理工具变成了数据秀场。”
“我不是反对系统化治理，但你要警惕——当干部学会如何跑机制分，他们就开始放弃治理本身。”
“机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中立的。
它既然能奖励，也意味着能惩罚。”
“而干部的本能，是规避惩罚。”
气氛沉重。
李一凡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
“邹省长说的没错。”
“干部想跑分，本质是——他们还没真正理解机制的逻辑。”
“机制不是‘怎么做给人看’，而是‘怎么做能留下记录’。”
“只要记录系统足够完善，表演就变得毫无意义。”
他翻开一份报告，声音淡然：
“我准备在星城市启动‘机制自纠实验区’，先行构建‘三重数据反校系统’——行政行为轨迹记录、项目治理行为识别、干部决策路径追踪。”
“衡岳那一套，我要原样抓过来，输入反校引擎。”
“他们玩数据，我就让他们——玩到露底。”
……
星城市政府大楼，星级系统联调中心。
赵斌召集三方联动会议，成立“机制行为真实度检测组”
。
李一凡的指令非常明确：
＞“用最冷的数据，打破最热的表演。”
“我们要做的不是反制地市，而是向干部证明——机制不是上分工具，是行为记录器。”
……
就在机制平台加升级的同时，一条暗线也在省委内部悄然流动。
邹时健在一次非正式小范围交流中与财政厅厅长周德兴单独碰面。
“老周，机制如果再这么搞下去，财政资源就完全被系统绑死了。”
“以后还要不要专家评审？项目还要不要领导拍板？”
周德兴没正面回应。
只是点上一支烟：“现在中央盯着制度创新，谁先踩刹车谁先出局。”
“但我赞成你——机制确实不能当神拜。”
两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
这一刻，权力系统内部对机制的集体焦虑已经开始涌动。
……
晚上十一点，星城市主战场平台依旧灯火通明。
技术组刚刚完成“行为识别样本”
第一阶段训练——以衡岳数据为标本，开出一整套“表演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