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开启了以财富炫耀为核心的人生篇章。
抵达洛阳后，石崇的“斗富”事迹成为当时最轰动的社会新闻，也将西晋士族的奢靡推向顶峰。
他的主要对手，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王恺——作为皇亲国戚，王恺自恃有皇帝撑腰，常以财富炫耀于人前，却屡次在与石崇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沦为石崇彰显财力的背景板。
王恺家用麦芽糖水洗锅，石崇便命人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自家门前夹道四十里，用紫丝编成屏障，石崇则用更珍贵的彩缎铺设五十里屏障，不仅长度超越，材质更为奢华；晋武帝为助王恺取胜，特意赏赐他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此树枝干繁茂、色泽艳丽，堪称稀世珍品。
王恺得意洋洋地将珊瑚树展示给石崇，以为这次必能胜出，不料石崇看后，随手拿起铁如意将珊瑚树击碎。
王恺又惊又怒，石崇却从容笑道：“不足多恨，今还卿。”
随后命人从家中搬出数十株珊瑚树，其中高三四尺、枝干绝世的便有六七株，王恺那株与之相比，竟如同孩童玩具。
王恺至此彻底折服，而石崇的财富之名，也从此传遍天下，无人能及。
这场旷日持久的“斗富”，绝非简单的财富比拼，而是西晋门阀制度下权力与资本畸形结合的缩影。
石崇敢于与皇亲国戚叫板，背后是士族集团与皇族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他的家族势力足以让他不必畏惧皇帝的不满，而晋武帝对“斗富”的默许甚至参与，更暴露了西晋皇族本身对奢靡生活的沉迷。
彼时的西晋，刚刚结束三国分裂的乱世，本应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却因“九品中正制”导致阶层固化，士族子弟无需建功立业便能坐拥高位与财富，最终形成了“士大夫皆尚清谈，鄙薄实务，竞逐奢华”的风气，而石崇，正是这股风气最极致的代表。
若仅以“富豪”定义石崇，便忽略了他人生中复杂的另一面。
他并非目不识丁的纨绔子弟，反而颇具文学才华，是西晋“金谷二十四友”的核心人物。
所谓“金谷二十四友”，是当时西晋文坛最具影响力的文人集团，成员包括陆机、陆云、潘岳（潘安）等文学大家，而这一集团的形成，便与石崇在洛阳城西构筑的金谷园密不可分。
金谷园并非单纯的私人宅邸，而是集园林、别墅、宴会场所于一体的文化地标。
据《水经注》记载，金谷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园内筑有高楼、池沼、亭台，还设有专门储存珍宝的仓库与招待宾客的馆舍。
石崇常在此召集文人雅士宴饮赋诗，凡参与聚会者，需即席作诗，若不能成诗，便要罚酒三斗——这便是后世“金谷酒数”典故的由来。
石崇曾作《金谷诗序》，记录宴饮之盛：“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文中虽有文人惯有的伤春悲秋，却也尽显金谷园作为文化沙龙的雅致与活力。
在文学创作上，石崇的作品虽不及陆机、潘岳那般流传千古，却也自有其特色。
他的《王明君辞》（即《王昭君辞》）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作之一，诗中“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一句，将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悲戚刻画得入木三分，摆脱了汉赋中对昭君故事的刻板叙述，赋予了人物更细腻的情感，成为后世昭君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要借鉴。
此外，他的散文《思归叹》《请征吴表》等，或抒发思乡之情，或议论时政，文辞清丽，逻辑明晰，展现出超越“富豪”身份的文化素养。
然而，金谷园的雅致与文学的才情，终究无法掩盖石崇性格中的致命缺陷——他的财富与地位来得太过容易，也太过张扬，这让他既缺乏对权力边界的敬畏，也缺乏对人性险恶的认知。
他将金谷园当作彰显身份的舞台，将财富当作碾压他人的武器，却忘了西晋的权力场如同一个巨大的旋涡，即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