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重蹈嵇康的覆辙，向秀不得不应召出仕。
他先后担任了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官职。
这些职位虽然看似光鲜，但对于向秀来说，却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这句话的意思是，向秀虽然身在官场，却从不主动参与政务，只是挂名履职。
他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对抗着世俗的裹挟，不愿被官场的尔虞我诈所污染。
这种“容迹”的选择，看似是一种妥协，实则是乱世中士大夫的生存智慧。
向秀没有像嵇康那样以生命抗争，也没有像一些士人那样趋炎附势，而是在“名教”的框架内，守住了“自然”的本心。
他明白，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过于刚直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
而他选择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既不与世俗完全决裂，也不随波逐流。
这样的处世之道，既让他能够在官场中生存下去，又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向秀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乱世中士大夫的生存之道，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范例。
在官场的虚与委蛇中，向秀从未放弃对《庄子》的注解。
在此之前，注解《庄子》者已有数十家，但大多流于表面，未能触及《庄子》思想的核心。
向秀注解《庄子》，并非简单的文字疏通，而是融入了自己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他认为，《庄子》的“自然”并非与“名教”对立，而是“名教”本就源于“自然”，二者可以调和。
例如，他注解《逍遥游》时，提出“大鹏与斥鷃，虽大小不同，而各任其性，逍遥一也”，打破了此前将“逍遥”局限于“无待”的狭隘理解，认为只要顺应本性，无论是身处庙堂还是江湖，都能达到“逍遥”的境界。
这种观点，既消解了玄学中“贵无”与“崇有”的对立，也为士大夫在乱世中寻找精神出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遗憾的是，向秀的《庄子注》并未完全完成，他便因病去世。
临终前，他将未尽的手稿托付给了郭象。
郭象是西晋后期的玄学大家，他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庄子注》（又称《郭象注庄子》）。
关于向秀注与郭象注的关系，历史上曾有“郭象窃注”的争议，《世说新语》记载：“向秀注《庄子》，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遂零落，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注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
虽然后世学者通过考证，认为郭象并非完全剽窃，而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向秀的注解为《庄子》思想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正是因为向秀的开拓，《庄子》才从一部深奥难懂的古籍，成为魏晋玄学的核心经典，影响了此后千余年的中国哲学。
向秀的一生，看似平淡，却折射出魏晋之际士大夫的集体困境与精神坚守。
他没有嵇康的悲壮，却以《思旧赋》传承了友人的风骨；他没有郭象的声名，却以《庄子注》的草创之功，推动了玄学的发展。
他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寻找平衡，在乱世中以“容迹”的方式守护本心，这种温和而坚定的态度，或许正是他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如今，当我们再次捧起《思旧赋》，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哀思，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依然能够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灵。
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是作者向秀在诉说着他对故友的思念和对那个时代的感慨。
而当我们翻开《庄子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