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为了震慑其他反对势力，司马师仍下令将王凌、令狐愚“夷三族”，并赐死楚王曹彪，同时将曹魏宗室诸王全部迁往邺城（今河北临漳），派人严加看管，彻底消除了曹魏宗室的反抗可能。
王凌之乱的平定，不仅巩固了司马师的权力，更向天下宣告了司马氏“不容反叛”的决心。
此后，朝中与地方的反对势力虽仍有不满，但大多不敢再公开与司马氏对抗，司马师的统治地位进一步稳固。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迎来了掌权后的又一次重大考验——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密谋，试图剥夺司马师的权力，恢复曹魏宗室的统治。
李丰等人是曹魏旧臣的代表，夏侯玄更是司马师的前小舅子，他们认为司马师“专权跋扈”，已威胁到曹魏的存亡，于是暗中联络宫中宦官与部分禁军将领，计划在朝堂之上发动政变，诛杀司马师。
然而，这场密谋很快被司马师的眼线察觉。
司马师得知消息后，并未慌乱，而是迅速采取行动：他先以“议事”为名，将李丰、夏侯玄、张缉等人召入大将军府，随后当场揭露他们的密谋，将三人全部逮捕。
在审讯中，司马师并未严刑逼供，而是凭借掌握的证据，让三人无从辩驳，最终以“谋逆罪”将他们诛杀，并“夷三族”。
诛杀李丰等人后，司马师意识到，魏帝曹芳虽年幼，但已成为反对势力的“精神象征”，若不废黜，日后必成隐患。
于是，他以“曹芳年长不亲政，沉迷酒色，不能承继大统”为由，上奏皇太后郭氏，请求废黜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曹丕之孙）为帝。
当时，朝中虽有部分官员反对，但在司马师的压力下，最终无人敢公开抵制。
同年九月，曹芳被废为齐王，迁往河内郡；曹髦登基为帝，成为司马氏掌控下的新傀儡。
废立皇帝，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往往伴随着流血冲突与政权动荡。
但司马师通过“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不仅顺利废黜了曹芳，还立了一个更年幼、更易控制的曹髦，既消除了隐患，又未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足以体现其政治手腕的成熟与权力的稳固。
此时的司马师，已成为曹魏政权实际上的“无冕之王”，距离代魏仅一步之遥。
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的权力达到巅峰，但一场更大的叛乱也随之爆发——扬州刺史文钦与镇东将军毋丘俭在寿春起兵反叛，史称“毋丘俭文钦之乱”，这是“淮南三叛”中的第二次叛乱，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文钦与毋丘俭都是曹魏的资深将领，曾随司马懿、曹爽等人征战多年，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
尤其是文钦，与司马师素有矛盾，其子文鸯更是骁勇善战，被文钦视为“破敌利器”。
正元二年正月，文钦与毋丘俭以“讨伐司马师，恢复曹魏正统”为名，在寿春起兵，兵力达五六万人，并向各州郡发布檄文，号召天下诸侯共同讨伐司马氏。
此时的司马师，正患有眼疾（据史书记载，他此前因过度操劳，眼睛上长了“瘤疾”，时常疼痛），身体状况不佳。
面对文钦、毋丘俭的叛乱，朝中大臣纷纷建议司马师派弟弟司马昭领兵出征，自己留在洛阳养病。
但司马师深知，此次叛乱规模庞大，文钦、毋丘俭素有威望，若不亲自出征，恐难平定，且一旦司马昭领兵在外，朝中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引发新的动荡。
于是，他不顾眼疾的疼痛，决定亲自率军平叛。
司马师亲率十万大军，抵达项城（今河南沈丘），与文钦、毋丘俭的叛军对峙。
他采取“分兵包抄”的策略：一方面，派镇南将军诸葛诞领兵进攻寿春，切断叛军的后路；另一方面，派兖州刺史邓艾领兵驻守乐嘉（今河南项城西北），引诱文钦来攻。
文钦果然中计，派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