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信任，甚至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集团不仅掌控着宫内的禁军，还通过干预官员任免、搜刮民财，形成了与外戚分庭抗礼的势力。
何氏作为皇后，夹在兄长何进代表的外戚势力与“十常侍”代表的宦官势力之间，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一方面，她需要依靠何进的外戚势力巩固自己的后位与儿子刘辩的储君之位——毕竟，一旦失去家族的支持，她在后宫将孤立无援；另一方面，她又不敢彻底得罪宦官集团，因为宦官常年在灵帝身边，掌握着皇帝的喜怒，且宫内的日常运作、信息传递皆依赖宦官，若与宦官决裂，不仅可能失去灵帝的信任，甚至可能危及自身与皇子的安全。
这种“平衡术”在王美人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美人在何氏之后也诞下皇子（即后来的汉献帝刘协），因其出身名门、性情温婉，更得灵帝偏爱，甚至让灵帝动了“废长立幼”的心思。
何氏得知后，怒火中烧，暗中派人毒杀了王美人。
此事败露后，灵帝震怒，欲废黜何氏的皇后之位。
危急时刻，是“十常侍”出面为何氏求情——宦官集团深知，若何氏被废，何进的外戚势力必然衰落，而新皇后背后可能崛起新的外戚势力，不如维持现有格局，继续利用何氏制衡何进。
何氏凭借宦官的帮助保住后位，也因此深知宦官集团的能量，此后更不敢轻易与之为敌，甚至在何进与宦官的争斗中，时常暗中偏袒宦官。
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何进以大将军之职率军平定叛乱，势力进一步膨胀，与宦官集团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何进意图彻底铲除宦官，以独掌朝政，而何氏却始终持反对态度——她既担心兄长权力过大后难以控制，也害怕宦官被灭后，失去制衡外戚的力量，更担心灵帝死后，若没有宦官的支持，自己与刘辩的地位会受到威胁。
因此，当何进多次请求何氏下令诛杀宦官时，她始终以“宦官历代侍奉皇帝，不可尽诛”为由拒绝，甚至暗中向宦官通风报信，导致何进的计划多次落空。
何氏的“平衡”，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与儿子的权力安全，但她却低估了东汉末年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此时的外戚与宦官，早已不是“相互制衡”的关系，而是“你死我活”的死敌。
她的犹豫与摇摆，不仅未能化解矛盾，反而让两大势力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将自己、家族与整个王朝，都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病逝于洛阳南宫嘉德殿，东汉王朝的权力真空，彻底引爆了积蓄已久的矛盾。
灵帝临终前，曾试图立次子刘协为帝，并将其托付给宦官蹇硕，希望借助宦官势力制衡何氏外戚。
但蹇硕的计划泄露，何进迅速率军控制皇宫，拥立自己的外甥、皇长子刘辩即位，是为汉少帝。
刘辩即位时，年仅13岁，无法亲理朝政。
按照东汉惯例，何氏以“皇太后”之尊临朝称制，成为帝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
此时的何氏，站在了权力的顶峰，但她接手的，却是一个早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地方上，黄巾起义虽被镇压，却引发了各地军阀割据的局面，州牧、太守拥兵自重，不再听从中央号令；朝堂上，何进与宦官的争斗已到白热化阶段，何进急于铲除宦官，而宦官集团则在何氏的庇护下负隅顽抗；民间更是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王朝的统治基础早已崩塌。
临朝后的何氏，首要任务是稳定政局。
她沿用了此前的“平衡策略”，一方面任命何进为录尚书事，让其总揽朝政，继续依靠外戚势力巩固皇权；另一方面，她依旧没有同意何进诛杀全部宦官的请求，只处死了策划“废长立幼”的蹇硕等少数宦官，试图安抚宦官集团，避免宫内动荡。
但此时的何进，早已不满足于“与宦官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