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乱臣贼子”。
其“废史立牧”政策虽短期稳定部分地区，却导致州牧拥兵割据，加速东汉灭亡。
《三国志》称他“阴图异计”“志不小”，《后汉书》指责他“谋自安，欲避世难”，均认为他为个人野心牺牲王朝统治，是乱世加剧的“罪魁祸首”。
但从“乱世生存”角度看，刘焉行为有其“合理性”。
东汉注定崩塌，他作为有野心、有能力的政治家，通过“割据地方”保全家族、谋求抱负，在乱世并非个例。
与无所作为最终身死族灭的宗室子弟相比，他展现出超常洞察力与决断力。
其在益州推行的惠民政策，让百姓获短暂安宁，这一点值得肯定。
因此，刘焉历史形象极具“争议性”：既是加速东汉灭亡的“乱臣”，也是乱世谋生存的“智者”；既是野心勃勃的“僭越者”，也是给益州带来安定的“统治者”。
这种复杂性，正是东汉末年乱世人性与政治的真实写照。
刘焉“废史立牧”政策对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政治格局影响深远：一是彻底变革地方行政体制，将“郡县制”变为“州—郡—县”三级体制，打破“中央集权”地方治理模式，为地方割据提供制度基础；二是促成军阀割据局面，各地州牧拥兵自重，袁绍、曹操、刘表、袁术等成为割据军阀，相互攻伐，加速东汉灭亡；三是间接推动三国鼎立，州牧割据让曹操统一北方、刘备建蜀汉、孙权建东吴成为可能，堪称三国时代的“催化剂”。
刘焉在益州六年（188年—194年）的统治，为蜀汉政权奠定基础：政治上，打压豪强、整顿吏治，结束益州“豪强割据”，建立统一地方政权，刘备夺取益州后能迅速立足，得益于他留下的政治体系；经济上，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发展农业，使益州成为东汉末年少数“粮食充足、百姓富足”的地区，为蜀汉军事行动（如诸葛亮北伐）提供经济支持；军事上，组建由流民、五斗米道信徒构成的军队，控制汉中建立北部防线，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蜀汉军队重要组成部分，汉中防线在诸葛亮北伐时发挥重要作用。
刘焉虽未实现“帝王梦”，却成为蜀汉政权的“奠基人”之一，只是这一“功绩”常被历史忽视。
刘焉的一生，是东汉末年乱世的缩影。他不甘沦为闲散宗室，在王朝崩塌前率先“割据地方”；野心勃勃欲建“帝王基业”，却最终身败名裂；举措影响时代走向，却因未成就“霸业”被历史忽视。
在三国英雄谱系中，刘焉算不上“顶尖枭雄”，却是“乱世先行者”。
他比曹操、刘备更早认清东汉衰败本质，更早构建势力范围，更早尝试打破旧秩序。
其失败，有个人性格缺陷（迷信“天命”、晚年决策失误），也有时代限制（宗室身份束缚、豪强反抗），但他的尝试为后世枭雄提供了经验教训。
回望刘焉一生，看到的不仅是野心家的沉浮，更是时代的沧桑巨变。
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个人野心或能推动历史，但成就伟业需兼顾能力、谋略、对时代趋势的把握及对民心的敬畏。
刘焉作为东汉宗室割据“开创者”、“废史立牧”政策提出者，其历史地位与影响，值得被重新认识与铭记。
他的一生，是未竟的英雄史诗，也是映照乱世人性与政治的镜子，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激荡与命运无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