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义，终究以失败告终。
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宗教迷信的局限性：太平道以符水治病、谶语惑众，虽能一时凝聚人心，却无法解决实际的军事、政治问题。当\"符水挡不住刀箭\"的现实摆在面前时，信徒的信仰便容易崩塌。
- 组织松散，缺乏统一指挥：三十六方虽名义上受张角领导，但实际作战中多各自为战，缺乏配合。颍川兵败时，冀州、南阳的黄巾军未能及时救援，最终被官军各个击破。
- 战略失误：起义初期未能集中力量直捣洛阳，而是分兵作战，分散了实力；对宦官的过度信任，导致起义计划泄露，失去了先机。
- 敌我力量悬殊：黄巾军多为流民组成，缺乏训练和装备，面对的却是东汉正规军与豪强私兵的联合绞杀，实力差距过大。
张角与他领导的黄巾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这场起义如同一场大地震，震塌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朝廷为镇压起义，不得不将兵权下放给地方官和豪强，导致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
汉献帝时期，全国出现了袁绍、曹操、刘备、孙权等数十个割据势力，东汉名存实亡，最终演变为三国鼎立的格局。
可以说，没有黄巾起义，便没有三国时代。
从农民起义的角度看，张角的创新具有里程碑意义。
他首次将宗教思想与军事组织相结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动员体系。
太平道不仅是信仰载体，更是起义的指挥中枢——义舍是招兵站，经文是宣传册，渠帅是指挥官，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为后世农民起义提供了范本。
从唐末的黄巢起义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都能看到太平道的影子：黄巢以“天补平均大将军”为号，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凝聚人心，其核心理念与张角的“太平”理想一脉相承。
张角的“均平”思想，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底层百姓的精神图腾。
《太平经》中“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的主张，如同一颗种子，在不同时代生根发芽。
宋代的方腊起义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明代的李自成起义高呼“均田免赋”，这些口号虽表述不同，却都延续了张角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可以说，张角不仅是一位起义领袖，更是中国古代社会“均平”思想的重要推动者。
然而，历史对张角的评价却始终充满争议。
《后汉书》将其归入《皇甫嵩朱儁列传》附传，称其“以妖术惑众”“寇掠州郡”，视其为“贼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斥责其“作乱”，认为黄巾起义是“祸乱之源”。
这种评价显然带有封建史学家的偏见——他们站在王朝正统的立场，只见起义的“破坏”，不见背后的“民怨”。
事实上，张角揭竿而起的背后，是东汉王朝无可挽回的腐朽：当朝廷视百姓为草芥，当官吏以盘剥为能事，当疫病与饥荒夺走无数生命，反抗便成了底层人民唯一的选择。
也有学者认为，张角的局限性注定了起义的失败。
他试图以宗教取代制度，以谶语替代战略，缺乏长远的政治规划。
起义军攻下城池后，往往只知焚烧官府、分发财物，却不知如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对待士族与豪强，更是一味杀戮，未能争取到中坚力量。
这种“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的缺陷，让黄巾起义始终停留在“流寇”层面，难以完成改朝换代的使命。
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张角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向腐朽的秩序说“不”。
在那个“官逼民反”的时代，他用自己的方式点燃了反抗的火种，让统治者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力量。
起义失败后，东汉朝廷被迫推行一些改革：赦免部
